吴浦云（1897—1976），通州四安人，近代南通教育界知名人士。他毕生勤于记载，日记手稿始于1913年，止于1972年。现藏于通州区档案馆的这批日记内容广泛，涵盖行政公务、教学业务、风土民情、交际应酬等，为研究南通社会状况等提供了珍贵史料。其中，幸存的1938至1940年及1943年的四本日记，记录了南通沦陷期间从日军侵通到日伪“清乡”的历史，篇幅达30余万字，是难得的南通抗战史料。关于日军暴行的记述主要集中在1938年、1943年两年，其血腥程度虽不及南通抗战史上的“川猫儿河惨案”“十总店惨案”等，但作为一手记载而独具史料价值，对了解和研究南通抗战历史尤其是日寇罪行有着重要意义。左图：花甲之年的吴浦云，抗战时期在温桥南通县中的吴浦云（跑道上左边的人）。
一、捕杀民众，手段残忍至极
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日军捕杀四安群众的事件。1938年11月18日，“庵镇民众被击毙者三人”。12月19日，日军汽油船自石港返通，因迷途而误至徐家桥，行至姚家渡附近时遇吴质夫屋后的于四，“日军责令引路，于四以病辞，竟被击毙”。1940年11月28日，“日军四五十人由庵坐汽艇至李生桥登陆，经姜家园而至酒店，在镇捕去三人，有吴杰人在内。在四安小学将教科书悉数烧去。”
1943年，日伪实施所谓“清乡”，更多民众被捕杀。8月10日，吴浦云邻人单元兄弟三人被日军击伤。数日后，单元因伤重身亡。11月3日，“有姜姓青年亦因奔逃被害”；4日，宣观音堂“何姓草屋被毁……（郭家桥南）黄林黑子之子黄思诊被戳死于田中。黄仅有此一子，年三十，安分家居，见日军来，畏惧奔逃致被戳数刀而毙”；5日，四安镇商民葛召其“居镇畏惧，宿于宣观音堂西，被该处日军盘查，出言未爽利，被酷刑后，晨戳死于北乡”。而日军当天“下乡共戳死良民数人，大都或因逃避，或因言语可疑而任意殴戳”。
12月2日，日军在赵油榨东“枪杀一赵姓少年。此人向邻借干面（按：面粉之俗称）归浆纱，手持一瓢，见（日军）来奔走逃避，（被）以枪击毙之”。18日，四安镇“前镇长陶怡祖及其内弟在花市街被杀”。
对当地抗日人士，日寇更是大肆捕杀，且手段极其凶残。据10月29日记载，县参政员、四安抗日自卫队发起人“朱东木被日军捕去，施以酷刑，已毙命。本镇宋九被捕至庵，跪四五小时，归后亦毙命”。据记载，朱东木被捕至阚庵后，遭日寇“提掷仆地，又站立于其腹上，使肠子踏断而死，其状甚惨”。11月11日，“庙北杨锡被庵镇日军杀死。初痛殴，将其两腿做断，再驮至刑处，以利刀刺其胸，穿过仆地，口舌尚蠕动，令其兄杨勇将泥块塞其口，再掘地数尺埋其尸，上覆以土，又令浇以水，以手摩土，使其平滑。其时，杨勇已被打受伤，提水、浇土、摩土等事勉力为之，不敢违。最后，复以刺刀对尸上任意乱刺。闻严谢阶之子严杰之死亦如此。因彼等为民兵也。”
此外，6月16日，我方“庵东区长刘德明在石港北乡徐姓家理田务，被日军捕去，罚坐水牢，奄奄待毙”。11月，“姚家渡有收税员两名被杀”。
日寇还以暴力手段折磨百姓，甚至以此取乐。据记载，日军常“不问是非，不分皂白，凭其主观，乱打良民，肆意殴辱，闻者莫不切齿而寒心其打人也。捕去并不询问，迫令被捕者自相互殴，愈重彼愈觉痛快，在旁笑乐，否则，彼必参加重殴，被打者多遍体青紫云”。同年6月，“漆匠王柏之弟在家车水，被日军捕去痛打”“朱德明、陈开、季卜全等俱释回，均被毒打，颇受伤损”。7月，“陶纲前被日军拘至四安小学痛打，其法视人体若运动器具，轮流执掷至数十次之多。陶纲内脏受伤，不易痊愈。”11月20日，“日军大早到镇，镇民尚未起。将男丁驱至北街空场，令各跪坐地上……有许、王等姓被殴重伤”。
二、焚毁建筑，破坏地方设施
1938年8月29日，日军“由横港十万步荡等处僻径至庵，区公所被毁”。10月18日，“日军至姜家园南搜索游击队……阚家庵初小被敌焚毁”。11月22日，“日军汽艇六只，由兴仁水道至庵登陆，分两路攻酒店镇：一由蒋家桥而东，一由李生桥（向北），（国民党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暨独立分队在桥北开火，枪声颇密。约一小时许，敌放钢炮，我军北退。后遂趋久安厂纵火焚烧”，导致“久安厂大队部驻所被焚……厂中平屋几全部毁”。日军随后又在厂、镇及附近“到处搜索寻找游击队”，至夜十时方返城。24日日记又补充了这次损失：久安纱厂“堆栈被炮弹击中一洞，称花处毁屋四分之一，办公厅一埭全部焚毁，西南前平房全部毁于火，厨房、厕所、门房亦损。严泽人店北草屋毁六间。街南首某店被炮毁，（四安）大桥被拆断，同仁恒（按：该镇布庄名）大队部被毁其前一埭”。
12月，日军又连续侵扰四安，多处民居被烧。8日“至野鸡桥，焚烧民屋”，并有酒店镇“王洁人宅被毁”。17日，“镇上起火，浓烟缕缕矣，约在四安校、祝宅、曹宅之间。俄闻砖瓦倒塌声、樑柱爆裂声，其势可怖”，并“闻徐和刁（被）击毙，四安小学烧去屋一埭，祝宅及许东银焚三四埭，曹、谢宅几全毁”。19日，吴浦云到镇确认了“徐和刁被日军击毙，近日始殓；曹遥阶宅几全毁，镇公所、斗香台亦然；四安小学毁屋五间，魁星楼全毁”等情况。
1943年遭烧毁的民居更多。8月17日，“有民宅被焚”；28日，“严家园一带或遭焚烧，或遭洗劫杀戮”；10月31日，“日军到赵家油榨，将孙姓草屋住宅付之一炬，火烟上腾，许久方熄，闻有民房共二十余间”；12月25日，“严宇周河东三家民房被焚，人口无损失，家具货物均付一炬”。11月民宅被烧更为频繁：4日，“韩家坝附近浓烟上腾，不知谁家居宅又付一炬矣”；22日，“日军驻温家桥北徐宅，任意糟蹋，将油米等物遍地掷弃，徐宅损失甚大”；25日，“东荡三总桥附近烧去民房近十处，灾民多无家可归。”
三、劫掠百姓，实施经济掠夺
日记中多次出现日寇劫掠百姓的记述。1938年4月3日晨，日军“坐民船，船首置钢炮”而来，“镇中妇女纷纷远避”。第一次到四安的日军除在镇“食馄饨及购豆油未给钱外，余未骚扰”，后“在久安纱厂巡视”。因该队系由石港过境往城，故“未多勾留”。
但不久之后，侵略者的丑陋嘴脸便暴露无遗。8月底，百余名日军在以牛行经济闻名的阚家庵“宰牛充膳”。9月2日，再次到庵“逐户洗劫，临去遗矢（按：同屎）于灶锅中，煮饭余剩之米则顷弃于便桶之中，其疯狂无道，实出于意想之外”。1939年12月31日，“日军上午在李观音堂附近，由汽油船抢稻三十余担。”
“清乡”时期，其劫掠行为更加猖獗。1943年5月9日，“日军共24人（按：半数以上为华人）……沿途拉民众随行至镇，向肉店购肉八九斤，与币30元（按：时价每斤25元）。在十家庄（按：今酒店大桥北堍西百余米）寻找戴礼帽者，戳死鸡子两只”。7月6日，老园桥北王宅浓烟直腾，“有新四军数人向庵发枪，日军来追索，又逃匿无踪，遂将王宅焚烧，共烧两宅农具、食粮、房屋，损失达数十万，又水牛一只亦焚毙，值万余元。正值农忙之时，该处居民数十人，生路近于断绝矣！”8月15日，“韩家坝里王懋芬宅、羌励冰宅损失颇大，家中衣物被日方用船装走”。11月，“陈君谟家被日军抄查，衣服碗物携取一空”。吴韵篁（后任南通女师、南通师范学校副校长）家也“被抄，损失衣物甚多（布二十余个及较好衣物，约值二万余元）”。
日记所载百姓遭劫事件在6月最为集中。19日进驻四安者“系前锋烧杀队。闻此次新到日军，纪律之坏，向未曾见，逢人即索钱、搜口袋，无钱者肆意殴辱。陶义茂、吴鸿志二店因无人在家看守，家具（被）搬劫一空”。21日，“日军十余……曾在某姓搜索，见钱币金银则恣意劫取。闻王树滋店所养之肥猪被绑去宰之”。22日，吴又获悉“宋三头部击伤，卜树章家梯墙而入，被席衣物劫取、搜寻约一小时许，损失甚大”。而吴善余家“被查前后不下数十次，即焚香之炉亦倾倒查看，志在寻钞票、首饰也。汪大富家之肥猪，被抬镇宰杀，去其头，剥其皮，肛肠油肚均弃不取，食其纯肉。鸡亦只食胸脯，余均掷弃”。25日，“四安小学桌凳有被砟毁烧饭，颇有损失，教室及各处遗屎数堆。市上被帐质好者悉被取去。”其间，吴浦云于21日到镇买菜，亲见“市上行人甚少，店门多半闭，小贩不敢上街”。当他购买两方豆腐时，“店商令低语，钱之授受以秘密态度行之，盖恐日伪军所见被劫取也。”——市面之萧条，气氛之肃杀，百姓之恐惧，跃然纸上。
遭受日军多番劫掠后，百姓几乎一无所有。以致吴浦云于11月20日曾记：“镇上已无可劫取”。
“清乡”期间的横征暴敛更是让百姓生活愈发艰难。除了各方竞相征税，日伪还推出一种“指借捐”（名义为“借”，实际是勒索，指定要多少钱就得缴多少钱）。日记曾记周河桥张老太及“东邻张寿持指借捐条来商于余”，阚庵日伪对“彼等小户动辄新币二三千元” （按：当时稻价一石为新币650元），一筹莫展，“惟嗟叹而已”。而地主王象环、王芳时家则为“各新币二万”。
日伪军为了长期据守，到处抓差拉夫，拆房毁庙，构筑工事、据点。被抓的苦力被迫在刺刀下干活，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毒打甚至杀害。驻守阚庵陈镜如宅的日伪，于1943年6月“拉夫筑防御工事”，同时向东架设电话线至西亭，并砍伐乡间坟地的柏树为电杆。日寇为构筑阚庵炮楼，竟“拉夫做工不供饮食。工人饥不可耐，无力做工，日军扼其头喉，数捻数放，以至于死，视人命如儿戏”。当年8月，严家园修建防御工事，当地壮丁纷纷逃走，日伪竟将妇女拉去，从事繁重的工程劳动。
四、奸污妇女，践踏人伦道德
南通沦陷后，日寇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1943年6月的记载中，日军奸污蹂躏妇女的兽行就难以言表。
19日，“姜家大门堂内有妇女数人被污”。同一天早晨，镇上居民杨某春的妻子等人前往日军驻所四安小学，想取回前一天被“借”去的棉被，结果“被扣留奸污”，导致“市人大恐，逃宿乡间者不敢返市”。另据记载，此次“由石港来驻者多为朝鲜人……见妇女则拉至屋内强奸”。
更令人发指的是，若受害者的亲属试图阻止其兽行，就会遭到日军的无情杀戮。如四安镇居民姜荣生，因日军“奸其少女，时姜在旁劝阻，（日军）以此怀恨”，致“姜荣生头部被刀刺坏，血流盈衣”。
两个月后，又有“严家园日军捕得妇女，脱其衣裤，且迫使做工，以博笑乐”。侵略者的无耻程度超乎想象。
五、扶植伪政权，推行“以华制华”
设立伪政权是侵华日军“以华制华”的手段之一。1938年3月23日，南通城刚刚沦陷，日寇宣抚班便勾结汉奸徐宇春等，匆匆挂起“南通治安临时办事处”（次月改称“南通县自治会”）的牌子，为其殖民统治张目。
4月2日，四安镇镇长冯树滋因“有劝伊为代表至城迎接”日军，特地邀吴浦云“来商应付日军办法”。吴态度坚决，“力阻之”。随后，为躲避纠缠，冯被迫关闭店铺，不敢返回镇公所或家中，常夜宿船中。
然而，维持会终究还是成立了，其核心“人物为吴建中、吴之藩、曹瑶阶、刘曜西、于金连、孙长发等，多为市井无业游民”。这些人很快露出汉奸本性，如“镇中维持会将向王庆三等各索捐一百元”，吴因此而感叹：“至堪为地方前途忧！”
但他们并没嚣张多久，便得到了应有的惩罚。5月5日，特务总队长丁维藩“枪毙汉奸两名于镇上”。5月24日，又“枪毙汉奸孙长发、钱汉章”两人，不久后吴建中也被处决。据载，“孙、钱系引导日军过四安之人，确系维持会中领袖”，他们的覆灭大快人心。
这里的特务总队，全称“江苏省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特务总队”，是原国民党江苏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在南通沦陷后成立的具有抗日倾向的灰色武装队伍，吸纳了不少进步人士与共产党员。1938年春夏之际，总队曾先后驻扎在四安境内的姚家渡、徐家桥等地。经其镇压后，在随后四年的日记中，未再出现有关四安汉奸组织的记述。
1943年春，日伪在“清乡”后再次于四安扶持伪政权。据记载，“河西程某林家为区公所所在地，王承基为副区长，胡广盛、吴二为班长。”但更多的四安人士拒绝与侵略者合作，不愿充当其爪牙。6月23日，日军抵达四安时，“镇中所剩者多为老妇，掩户独坐，店虽开而无人问津，无异死市”。即便伪区公所已然成立，却无人愿出任镇长、保长，“日军见无人出而招待……便云酒店（镇的人）都是新四军，坏来希！王承基与某翻译见供应无人承办，对市人恐吓说，你们无人来维持，我们也走了，但日人是不讲道理的，动了气大肆烧杀，你们是要吃亏的！”
面对恐吓，当地百姓不为所动。几天之后，日军因在镇“一切用物无从购买，欲买香烟亦须至庵上（按：阚庵镇的俗称）”，而不得不“仍返石港”，其直接原因则是“本镇无人出面维持，听其指挥做镇、保长”。7月4日，驻庵镇的39名日军在王育英、吴二等引导下再至四安镇，欲寻充当伪镇、保长者，最终仍是失望而归。至于“有荐宣蕙生充任者，日军厌其无能，不允委任”的细节，更显日伪在四安的孤立。
日军的侵略野心还体现在文化渗透上。吴浦云曾见四安小学“校内壁间日军书一标语：‘正义日本军 早期南通归复’”。1943年5月，又发现“日军共24人在四安小学煮饭……在黑板上写‘日军永驻 消灭新四军’九字”。这些标语恰恰暴露了其虚伪本质与侵略企图。
面对日军侵略行径与暴行，南通人民奋起反抗。四安境内，除早期中共江北特委、四安区委及区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抗日斗争外，日记也留下了诸多抗击侵略者的微观记载，成为南通人民英勇抗日的历史佐证：1938年9月，张新伯分队长等在李观音堂抗战，“闻毙敌四五十人，毁其两船”；11月22日，日军自阚庵往四安搜索，游击队“在李生桥抵抗，队士死两人”；11月29日“晚，日军到李观音堂，第一大队第二中队龚分队长前往抵抗，奋勇射击。分队长战死，士兵伤者四五人，可谓激烈”。
日记对新四军在四安境内的抗日史实也有记载：1943年5月16日“日军奔至吴八家，殴其妻，索新四军掷手榴弹者”； 6月19日夜，新四军在王家桥扔手榴弹，以“扰乱驻四安之日军”；7月6日，“有新四军数人向庵发枪，日军来追索”；9月17日，5名日军途经毛通港时，“新四军数百人密集野鸡桥附近，候日军渡河即出击之，死伤人数不详，夺得衣包数件，小车两部。”
本文择取的日记内容，均为吴浦云所见所闻，亲历亲证，如实记录了侵华日军在四安地区的种种暴行。它在宏大叙事之外，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历史的小窗，从一个乡区的微观视角，“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记载多可与地方抗战史志相互印证，亦能为其疏漏或未载细节提供补遗，为保全历史记忆、解读历史真相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南通抗战史乃至日本侵华史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