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有许多阶段，假如你曾是军人，那你的军旅生涯一定是你一生中最精彩、最生动、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1971年，18岁的我在首长身边当勤务兵。这是令人眼红的岗位，我却因同乡战友的嫉妒和“诬陷”，触怒了首长，被无情地“发配”到全部队最艰苦的转运站。

这个转运站隶属后勤第十四分部的综合仓库，负责全部队各种物资的转运，而我们这些军人实际就是搬运工。其辛苦程度难以言表，经常是手上、肩上脱掉的一层皮还没有长好，就又被重装备碾掉一层皮。我时任副班长，理应带头吃大苦、搬大件。可我生来体格单薄，那些大件、重件，根本搬不动。每当这时，班长徐尚才总会大手一挥，朗声道：“副班长，你是机关下来的，力气小，我们来搬。”这样的话说一两次或为客套，可每次军列到站突击卸载，他都一脸正色地制止我，重复着同样的话。

在他的庇护下，身处在全部队最苦最累的转运站，我虽没吃到什么身体上的苦，但我心里很苦。

后来，因所写的一篇报道登上了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又被调回机关当通讯报道员，开启了足以影响我一生的写作之路。五十多年过去了，那句“副班长，你别搬”的断喝，犹在我耳边响起，每次想起，都使我热泪盈眶。

第二件事也发生在转运站，也发生在海安人身上。

他叫王伯仁，长我一岁，脸膛红红的，颇有几分关公相，人也真讲义气。那时，他是上司，专事买菜。有一天，他买好菜骑着自行车回到营区，遇见我，连忙下车，对我招招手。我走到他跟前，他压着声音对我说：“今晚下岗后，到我宿舍来一下。”我问何事，他说：“来了，你就知道了。”

午夜，好不容易熬到换岗，走下哨位，我看到王伯仁屋里的灯还亮着。我轻轻敲敲门，王伯仁打开门，冲我笑笑说：“下岗了。”我说：“下岗了。”说着，摘下肩上的半自动步枪靠向墙边。王伯仁拿起一只碗，从一只纸袋里抄起两匙白糖，倒上开水搅了搅，对我说；“喝点糖开水补补身子，你从机关下到这里，苦了你了。”闻听此言，我心里一酸，眼泪就流了出来，端起碗，和着泪水啜了几口。

是呀，那个时候我的内心确实苦闷。犹记临行前，政委黑着脸批评和叮嘱我：“小宋，你政治上还很不成熟，下到基层，要好好锻炼学习，改造自己。”当时，我不明就里。后来才知道，我被嫉妒者射中了“暗箭”，所谓锻炼，实际上宣告了我在部队政治前程的终结。在这种情况下，王伯仁对我的嘘寒问暖使我倍加感动。

泪眼婆娑间，他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只透着浅红的苹果，洗净递给我：“站上伙食差，没什么可吃，这我从城里买的，带给你吃。连皮啃，皮养分多。”看着那苹果，我不忍下口。他宽慰道：“既然下来了，也不要想太多，既来之则安之。你还年轻，路长着呢，保重身体最重要。这里的人，大家对你都很好。我只要进城买菜，就带只苹果给你吃。”

聊了许久，我内心也平静了许多。王伯仁把苹果递给我，对我说：“吃吧，吃吧，吃下去再睡觉。”我接过苹果，慢慢咬下去，沙沙的，清香微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清香，这微甜，这沙沙的感觉，至今仍存留在我的口齿间。后来，我也吃过不少品牌苹果，但总觉得都不及王伯仁买给我吃的那只好吃。

第三件事仍发生在转运站，仍发生在海安人身上。被贬到转运站时，我虽说入伍已有两年，也算老兵，但不满20岁，天生胆子小，最怕半夜三更上哨站岗。每到夜晚，特别是午夜之后的岗，越往铁路深处走，那些白天看惯的小树丛，风一吹动，看上去像影影绰绰的人影。树林深处，还时不时传来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叫声，灯光一照，绿莹莹的眼睛比乒乓球还要大，令人汗毛直立。初次上岗时，我不知道铁路上有巡道工，闹了一个笑话。刚刚探亲回到转运站的排长王金贵，自然也听到了这个笑话。一天傍晚，他对我说，今天晚上，我和你一起站。我说：“今夜你带岗？”他说：“不是，我就是陪你一起站岗，以后午夜，只要是你的岗，我都陪你。”

说来也巧，这王金贵排长也是海安人。

这天深夜，当我扎好武装带，背上半自动步枪走上岗位的时候，王金贵排长也已经挎上五四式手枪，全副武装地站在哨位上等我。就这样，我与王金贵排长，一支长枪、一把短枪，警惕地巡视四周的几座军事仓库和铁路沿线。

正是深秋时节，午夜时分，天气还有些寒冷，不一会儿，露水打湿了我们的军帽和军装，凝成薄薄的霜。我们没有闲谈，夜幕下，一前一后，默默地警惕观察四周动静，忠诚地履行着军人职责。

不知不觉间，另一班上来换岗了。后来，王金贵排长又陪我站了两次岗。再后来，他还要陪我，我说什么也不让他再陪了。我告诉他，王排长，我胆子大了，不怕了，一个人完全可以上岗了。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之所以还这么清晰地记得，这足以证明，王金贵排长陪我站岗这件事在我心中的分量多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