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什么看！一个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新兵连来了女兵，瞬间炸开了花。男兵们齐刷刷伸长的脖子，被班长一声呵斥拽回现实。

女兵们住营区最西头的独立营房，围着高高的栅栏，训练、生活都与男兵分开。每当她们出现，男兵们便莫名亢奋，军体动作格外卖力，口号喊得震天响。

“高个子那个是军区首长家千金。”“右边眼睛最大那个，笑起来有酒窝。”“你长得像猪八戒，人家凭什么对你笑？”男兵们压低声音争论，人人都声称“独家信息”，却没人真正与她们说过话。

晚点名时，连长喊出的每个女兵名字：“林小雪！”“到！”“杨思晴！”“到！”深夜的宿舍里，低语萦绕：“林小雪声音最甜，肯定是瓜子脸”“杨思晴嗓音沙哑，像个假小子”“乔亚楠的声音才叫好听，温柔得能滴出水”……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转瞬即逝，女兵们全部去了师部通信连，男兵则像豆子般撒向几十公里外的边远连队。枯燥的日子里，夜卧谈资总绕不开这些女兵，直到某天，机灵的李建军突然坐起：“人见不着，还不能听听声音？”

第二天，他便付诸行动。那时程控电话尚未普及，打电话都需经总机接转。李建军以家中有急事为由拿到指导员批条。我们屏气凝神看他拨通电话，听筒里传来女声：“您好，师部总机。”

“你、你好，”李建军突然结巴，“找警卫连王大伟。”电话那头沉默片刻：“请稍等。”自然是查无此人。挂电话后，他兴奋地宣布：“是乔亚楠！我听出来了！”

此后，众人争相效仿，并渐渐摸出规律：早晨多是杨思晴，声脆利落；午后常是乔亚楠，温柔耐心；傍晚多是林小雪，声音甜润。我们甚至绘出比训练计划还细致的值班表。我独独迷恋林小雪的声音。某个周末傍晚，“您好，师部总机”的嗓音如山涧清泉，让我瞬间忘了编好的借口。攥紧听筒，仿佛能感受到她的呼吸。话毕，鬼使神差说了句“谢谢你的声音”。那头沉默片刻，传来轻笑：“你是×团×连的吧？”

我差点扔掉听筒——她竟然知道我们！之后打电话，最盼小雪值班。她能听出我的声音，一次我问她如何识破，她笑：“你们声音都带着青涩，还总编造不存在的人。”我脸颊发烫：“其实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良久沉默后，她的声音略带颤抖：“这种话以后别说，违反纪律。”

后来我不敢打电话了，直到李建军从师部出差回来兴奋地说：“我见着林小雪了！她还问我认不认识常打电话的那个……”全宿舍目光聚到我身上，我恨不得钻地缝，心里却乐开了花。

那晚再拨电话，刚说“我是……”她便轻声接道：“我知道，上周怎么没打？”于是我们开始了“电话友谊”。她讲师部生活，我说连队趣事，声音让心灵变得柔软。其他男兵也有各自的“声音情人”：李建军常被杨思晴训斥“又瞎打电话”；班长与乔亚楠因共同爱好小说相谈甚欢。电话线让我们和女兵有了奇特关系，亲密又陌生，全凭声音想象。

一次我去师部出差，鼓足勇气见林小雪。她见到我一愣，笑道：“原来你长这样。”我也笑：“原来你长这样。”她比我想象中清瘦，眼睛明亮如星。我们像老朋友，聊了十分钟，其间电话响个不停，她熟练转接。临别时，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她的信箱编号。

回到连队，我被众人团团围住。那晚宿舍格外沸腾：李建军宣布要追杨思晴，班长开始给乔亚楠写信，我握着纸条，甜蜜且惆怅。

之后我们仍通电话，偶尔写信。信里的她更活泼，会讲笑话、抱怨工作，问海边的春天什么样。我寄贝壳给她，她省下饭堂的营养品寄给我。不久我去外地集训，临行前拨通电话，是杨思晴值班。她听出我声音，沉默会儿说：“小雪调回南京了，昨天刚走。”电话轻轻挂断，未及言别。林小雪后来去了哪，没人知道。

去年冬天老战友聚会，李建军忽然说：“前几天遇见杨思晴，她孩子都上高中了。”众人唏嘘不已。有人问我：“还记得林小雪吗？”我点头抿酒。她的容貌已然模糊，但初闻其声的悸动，依然清晰如昨。那些借声相恋的时光，那个未曾开始便已结束的故事，都已沉淀为记忆中最温软的部分。

“您好，师部总机。”聚会散场，我独自走在营区小路，寒风拂过杉林呜呜作响。恍惚间，一个清澈声音依稀响起，甜蜜而忧伤，永远定格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