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要讲讲与张应武吃饭这件事。

几乎所有与张应武吃过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与张应武吃饭很痛苦，但那是一种甜蜜的痛苦，快乐的痛苦，甚至是幸福的痛苦。

我那时在下属部队当通讯报道员，应武在上级机关干着与我同样的事。

这个张应武，又是海安曲塘人。记忆中，应该比我大两岁，时时处处都像大哥哥一样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照顾我，最突出的就体现在吃饭上。他认为人是铁、饭是钢，青年战士正处于长身体的时期，吃好了，喝足了，身体倍儿棒，才能担当得起军人的使命，时代的责任。作为报道员，才能写出更有分量的新闻稿件。

那时候，十天半月，我们就要从下属部队来到分部机关参加笔会，集体改稿。张应武码好日期，提前与机关食堂的老乡司务长预订几个大菜，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笔会的日子里，他忙前忙后为大家提供各种服务，快要开饭了，他跑步冲向食堂，准备一张方桌，端出预先预订好的四样菜，一般有红烧肉、爆炒猪肝、狮子头、炒肥肠，全是猪身上的好材料。

当时，我们正处青春期，血气方刚、胃口也好，一闻到红烧肉的味儿，那真是馋涎欲滴啊，可馋归馋，几块大肉下肚，也都过足了肉瘾。张应武深知此道，他先是让我们猛吃，然后，就在我们准备搁筷子的时候，轮到他发威了，他先是用语言撩拨我们已经知足的味蕾，让我们再多吃一点，当我们肚子饱得鼓鼓的时候，他使出“杀手锏”，把桌上所有的菜收集起来，然后按人头平分，实现“承包制”。

最痛苦时刻到了！

这个时候，按照张应武的规定，你吃得下去更好，吃不去也要吃，光盘行动，坚决不允许剩下一饭一菜。每次都把我们吃得“不要不要”的。所以，战友们开玩笑说：“宁坐监，不要张应武请吃饭。”话虽这么说，若应武外出培训或轮训学习，有段时间不安排，我们都还真的想着再吃一顿，被他撑死也快乐。

至于饭后买单结账，你连门都没有，因为他在让司务长买菜时就已结清了账。

张应武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他对我们的那份赤子情、那种拳拳心，那种挚爱和真诚，永远感动着我们！我们永远怀念他！

这四件事，都发生在海安人身上，都发生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所以，后来，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遇见海安人，我都会很认真地告诉他们：“海安人好，海安人对我有恩！”于是，我就会把这四件事说一遍，至今说了多少遍，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我身边的人告诉我，这几个故事，他们都背熟了。

在部队，对我有恩的人还有高小强。

高小强，福建人，1973年入伍，我与他相识于后勤第十四分部新闻报道组，我们曾经结伴奔赴苏中，采访新四军老战士、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我的义父何国贵。

何国贵在攻打孟良崮的战斗中失去一条腿，被评为特级残废军人。他身残心红，不忘初心，嫉恶如仇，再立新功。我们采访时，与何国贵一家吃住在一起，近距离观察他的言行举止，随时听他讲战斗故事和残疾后的经历，随时向他身边人采访了解他身残志坚的感人细节。我与小强并肩战斗，有近10天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小强去了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进修。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告诉我：“我从农村到部队，从连队到十四分部，几乎没有读过什么课外书籍。当我偶尔听到铁竹伟与章宁生（14分部报道队伍中大姐级的人物）谈起正在读世界名著时，感到又新鲜又困惑：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世界名著呢！”

那是一个名著被禁的特殊年代，能读到名著是一件稀罕事。许多大部头的文学作品都是在高干子女当中私下传读。

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实习那一年，他看到台里的图书室藏有大量书籍，铁竹伟和章宁生所读到的那些世界名著这里都有，他像饿汉子扑在面包上，如饥似渴地开始了疯狂地阅读。他说：“那期间，我至少阅读了100本世界名著和各类书籍。”

雨露均沾。

他在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武装我。他每周都从合肥给我寄来一本书，有文学的、有美学的、有散文集，还有一些人物传记什么的。他规定，这些书收到后，我必须在一周内看完，然后再给他寄回去。

那个期间，我有幸读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都尔的本堂神甫》，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有《安娜·卡列尼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约翰·克利斯朵夫》《呼啸山庄》等，高小强让我与他一起，享受了一场世界级的书籍盛宴。我如今的一些文学修养、理论性的基础知识，甚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个性形成，很多都是从当年高小强寄给我的那些书籍中打下的基础，这些知识，奠定了我一生攻关克难、干事创业的底气和力量。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人这一生中，没有什么比用书帮助别人筑起通向成功的阶梯更珍贵；没有什么比用知识帮助别人支撑人生更难得。而在我的成长道路上，高小强做到了这一点，这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我与高小强，由书结下的友谊，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并将滋润我的一生。

我一生当中，遇见过许多好人、贵人、恩人，而上文所写到的这5个人，是照进我生命中最初的阳光与善意，也许正是这种默默地感染与熏陶，注入了我一生向善向美的基因。

而善良是无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