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朝领在离95岁生日仅十几天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这一年多来，他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脑中，有时清晰，有时模糊。
父亲晚年常对我提起1946年那件事。那年他17岁，新四军苏中纵队在我们村驻扎，管文蔚司令就住在我们家。我们家那时是苏北根据地的“基本户”，爷爷在区政府任职，大伯和姑姑早已投身革命。司令见父亲机灵，又读过私塾，便问他愿不愿意跟着去当兵。那夜父亲辗转难眠，向奶奶提起此事。奶奶只说：“你早点睡吧。”次日天未亮，父亲起身，却发现衣服不见了，门也被反锁。他站在窗前，看着队伍静悄悄地离开村庄，晨光中只余下飞扬的尘土。
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晚年他还常说：“要是当时跟队伍走了多好啊。”同时，干瘪的嘴唇微微颤抖。
土改时，我们家被定为富农，搬进了三间草棚。母亲那时是少有的初中毕业生，写得一手好字，20岁上嫁给了父亲。生下我后，母亲去南通学裁缝，父亲买了台“蝴蝶”牌缝纫机，两人开始了裁缝生涯。靠着这营生，他们养活了我们兄妹五人。我最幸运，上了区里的中学；小妹则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后来成了上海财大的老师。
然而命运多舛。1958年缝纫机被抬去大队副业组；“文革”时又被红卫兵抄走。两年后归还，却要归生产队集体经营。父母成了“拿工分的裁缝”，每天记十个工分，每个工分年终折合一角九分。我因成分问题辍学，在大队宣传队写快板、编节目，一年挣四百工分。后来生产队经营亏本，父母才得以把缝纫机搬回家，东拼西凑盖了两间房，开了个缝纫店。
改革开放后，大队请他们办服装厂，但因货款难收，一年便解散了。那几年拜师学艺的女孩络绎不绝，父母授徒数百。那是他们一生中最舒心的时光。再后来，成衣店兴起，没人再找裁缝做衣服了。父母也老眼昏花，终于放下了剪刀和皮尺。
分田到户后，60多岁的父亲被推举为村民组长，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将近九十岁才卸任。干部群众都叫他“老糊”，我起初不解，后来才知是他“装糊涂”才获得的雅称。
村里家家户户栽桑养蚕，不少村民在家前屋后建几间房，上级要求拆除，父亲总说：“已经盖起来了，等把这季蚕养好了就拆。”其实，糊一糊，就不拆了。如有摊派任务增加大家负担，父亲变着法儿装糊涂，拖着不落实，自己做个检讨、扣点奖金，事情就过去了。久而久之，“老糊”成了父亲的外号，几十年叫下来，人们甚至连他的本名都不记得了。
父亲不当组长了，又成了村里的“多管局长”。村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喜欢找他商量，偶尔邻里有了纠纷只要他出面调解，大多能够平息。父亲总在村里转悠，这家转转、那户坐坐。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他无所牵挂，只求受人尊重。
父亲的一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遗憾、他的坚韧、他的智慧，都刻进了岁月年轮里，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