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面目，如今在我脑中已不甚分明了。只记得她极瘦，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仿佛皮肉之下便是骨头。她常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总是干净。
我是遗腹子，生下来便没见过父亲。家中兄弟五人，我排行最末。大哥长我十二岁，在我尚不能记事时便去帮工了。母亲一人拉扯我们，如同瘦弱的母鸡张开羽翼，硬要护住五只雏儿。
青黄不接的时节最难熬。米缸见了底，母亲便拿个粗瓷碗出门去。她向邻居借粮，从不空手而归，却也从不低声下气。她走路时腰板挺得笔直，仿佛肩上扛的是某种看不见的尊严。新粮下来，她必挑最好的奉还。“借一斗，还一斗一”是她的规矩。邻居推辞，她便说：“孩子们记着呢。”
红薯粥最容易馊。那粥稀得能照见人影，我们兄弟几个围着桌子，看粥面上浮着的几片红薯，像小船在浑水里打转。粥馊了，母亲不许我们喝，自己却一碗接一碗地咽下去。她的喉结上下滚动，眉头都不皱一下。有一回我偷偷尝了一口，酸苦的味道立刻在口中炸开，呛得我直咳嗽。母亲拍着我的背，却笑了：“小五的舌头金贵哩。”
腊月里，母亲会给我们做新鞋。她纳鞋底到深夜，煤油灯的光晕染在她脸上，显得格外柔和。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哧——哧——”，像是某种安眠曲。有一年，我的脚长得快，新鞋才穿上一个月就顶了脚，我不敢说，硬挤着穿，直到脚趾磨出了血。母亲发现后，竟哭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她流泪。第二天，我的床头放着一双新鞋，鞋头特意加长了一截。
母亲死于我四十八岁那年。她走得突然，在家里过门坎时一个跟斗下去，再也没有起来。等家人发现，身体都已经冰凉。那时我正在大西北边防某部蹲点，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因而留下了终生遗憾。
如今我喝粥时，常对着粥面发愣。那粥再照不出母亲的面容了。偶尔恍惚，似乎又听见“哧——哧——”的纳鞋声，在记忆深处固执地响着。
穷苦人家的母亲，大抵如此罢。她们像野草，无人照料却拼命生长；又像蜡烛，燃烧自己只为给儿女一线微光。儿女们，终其一生都在那线光里摸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