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炎武是我大姐的先生，但我一直喊他“大哥哥”，从来没有喊过“大姐夫”。他是张謇老先生养子张孝则的长子，出生在春天开满紫藤花的濠南别业，从小养尊处优，年幼时有家庭教师授业，后入公办学堂，高中毕业于南通中学。
他为人随和、性格沉稳，做事慢条斯理，喜欢数学，对自己想做的事执着追求。他受祖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从事实业报国的行业，1951年考取上海交大机电系。正逢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上海交大一半的教师和学生统一划归到设在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张炎武也在划归的学生之列，并且专业也被改掉了。他认为校方应当征求学生意愿，不能擅自改动，虽经几次交涉但毫无结果，于是年轻气盛的他愤然退学，回家备考。以后虽然也有其他的院校录取了他，但不是机电专业，他都没有去上，就这样耽搁下来。
他求学不成，就去当时的实用中学当了数学教师，以后又到其他学校任教。当数学老师他如鱼得水，很是适应。这样过了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劫难来临，只因他是张家后人，就被剥夺了当教师的资格，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保障。也许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他选择了一个不用去求人却很困苦的工作——拉板车给人送煤球，做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却能自食其力、可以养家糊口的板车工。从一个富家少爷、老师到整天低头拉车浑身沾满煤屑的苦力，这是常人不可想象的巨变，他却坦然上路，埋头拉车。每天一早出门，日落时分带着一身煤屑、疲劳回家，他不屑世俗的白眼、不惧煤车的沉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干近十年。我从没有听见他有怨言，他好像甘于当一个送煤球的板车工。这个板车工有三个独特之处：一是从煤球店的主任、会计到客户，没有人喊他“老张”“张师傅”，却异口同声喊他“张先生”，这也许是因为不少人知道他的身世，也许是因为他言谈举止透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第二他把送煤球的工作做得极其认真，一叠叠的煤球摆放得整齐稳当，就像黑板上整齐排列的数学公式一样；还有他会寻找最方便主家使用的地方码好煤球，就像解数学题选择最简便的方式一样。第三送煤球时他偶遇数学题做不出来的学生，便情不自禁帮助讲解，“孩童顿悟，家长称奇”，这样“张先生”的称谓也叫得更响。
文革结束，苦尽甘来，当了十年送煤工，他得以重返教师岗位。听说张家海外家人要来南通，有关部门把他住的巷子里的房屋粉刷一新，也来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没有”，就这样他当老师一直到退休。他毛笔字写得好，“少年之家”的老师请他教孩子书法，给他讲课费，他说多了，退给人家。有些学生慕名追到他家里，请他授课，他则分文不收，乐此不倦。年纪更大一些，“濠南别业”请他去服务，他很乐意，因为他的内心深深眷恋着这生育他的地方。那边象征性每月给他二百元报酬，他不计较，准时上下班，工作十分认真。听说因为他的身形像张謇老先生，还请他穿上长衫扮“张四先生”，只是没有开口说话，多拍其背影，给他报酬他依然不收——这事我只是听说，没有见过。
他一直喜欢读书，即使在拉板车最困难、疲劳的日子里仍然读书不辍。家里有不少藏书，恢复工作后又买了不少，床前床后都堆着书，我大姐一直埋怨“连卫生都不好做”，他不听，仍然我行我素。
他脾气极好，这么多年来，我从未见过他发过火。他喜欢孩子也严格要求他们，大儿子十三四岁就帮着他拉车。几个孩子都不错，有的还小有成绩，他也从未炫耀、张扬。
虽然他是我兄弟姐妹四个的大姐夫，但我们一直喊他“大哥哥”，因为他对我们就像亲哥哥一样，给予许多关心、帮助。他的父母早年去上海，留给他的家业并不富足，但是他还是尽力帮助了我的家庭。小时候，我喜欢跟他去啬公墓，那时张家还有护墓人，见到“孙少爷”来了，总是弄些好吃的，我可以跟着饱口福；妹妹小，活泼可爱，喜欢跟他去老戏院看戏。如今我们兄妹都已是耄耋之人，但是当年大哥哥对我们的好却永远不敢忘怀。
我的大哥哥张炎武就是这样一个善良、正直、宽厚的好人，标准的传统知识分子。他这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令人称道的业绩，平凡简单但是充满传奇。他宠辱不惊，始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世界，以善良的人性对待别人，坚韧不拔、积极向上。后半辈子他得以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享受天伦之乐，几个子女都十分孝顺。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也对他很关心、敬重。
前些年他的身体还算健朗，能够骑自行车接送孙女。他在通中求学时的老同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慰祖来看望他时，老哥儿俩相谈甚欢。可是岁月不饶人，他身体一年不如一年，早年吃的大苦现在反映出来了。如今他身患多种疾病，已经不能下床，甚至语言交流也有困难。最近我去看望已经九十六岁高龄的他，在小黑板上写上“大哥哥好！”几个大字给他看，他点点头，眼里有泪光闪烁。我紧握他的双手，祈求上苍眷顾我的大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