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濒江临海，拥有众多以“港”为名的地理标识。在南通，“港”不仅指港口、港湾，更多是江河支流的代称。以原四安镇为例，曲曲港、毛通港、王桐港及头总港、六总港、八总港等河道星罗棋布，其中，横贯四安东乡的重要水道王桐港，承载了六百年的水利传奇与人文记忆。

一、来自宗谱的水利先驱

王桐港，又称王通港，原西起流经四安镇区的古运盐河（西大河，后裁弯取直并拓宽为今兴石河），东至亭石河（昔称“金石河”“东大河”，原为古运盐河）二总渡。西段现为徐家桥、戚家桥两村界河，长2.23公里，东段长度不详。关于其得名，地方史料不见记载，当地百姓也无人知晓，直至找到《王氏宗谱》，才揭开了这个谜底。

据清同治十年（1871）王沇源纂修《王氏宗谱》卷一“源流”载，其祖上先后居山东、汴（河南开封简称）东等地，于“宋靖康间徙居苏州”，其十九世祖“国宝公于前明永乐间（按：即1403—1424年）迁于南通州之石港场”（一说为永乐元年），定居于陈家酒店东，后裔逐渐分布于坝港桥、徐家桥、王家桥等地。由此可见，当年至少在陈家酒店以东、以北一带曾属石港场辖区。

宗谱“世系”中的“通郡宗图”显示，王桐为迁通始祖，“由苏迁通，剏（按：同“创”）开大港，颇益灶地。里人因名其港，曰‘王桐港’，又曰‘王通港’。举乡饮宾。”卷二“像赞”谓为“明乡饮大宾”。据记载，“乡饮宾”是朝廷规定的地方礼仪制度，各州县每年都要举行乡饮酒礼，邀请年高德劭的士绅参加，其中年岁最大的一位坐首席，称大宾或耆宾，次者为介宾，其他为众宾。所举者姓名籍贯要造册上报礼部，称为乡饮大宾或乡饮耆宾。

王桐身为北宋名相王旦（957—1017）之后，谱载其“原名贤，字国宝”，且“有传”，但四卷本《王氏宗谱》独缺包括“家训”“传”等内容的传三，实为憾事。

河流的命名有多种方式：有以其特征、形态、方位命名；也有出于对做出利国利民重要业绩人物的热爱，用他们的姓名命名；还有以其形成的时间先后来命名等。而王桐港的命名显然属于以人物功绩命名的典型。当年，七总大路为“民地”与“灶地”之分界，其东部尤其是灶地、荡田一带，地势低洼，逢雨积水，以致百姓田禾绝收，民生维艰。王桐于是率众开挖河道，既缓解了涝灾，又便利灌溉。当地百姓感念其兴利除害，造福地方，遂以其姓名命名河道。王桐逝后，亦葬于王桐（通）港边，与他亲手开创的水道相伴永远。

“维此哲人，惟能知几。遭时之乱，振翮高飞。载瞻载顾，乐土是附。辟港通沟，熬波出素。寔始基之，爰爰处。”王桐像赞用词典雅简洁，除赞其以独到眼光，经慎重考量迁居于此，还以“辟港通沟，熬波出素”记述其开创性功绩，对他奠定安居乐业之基予以赞颂，塑造了一位令人敬仰的开拓者形象。

二、跨越世纪的治水接力

自明永乐至清末，王桐港因河岸坍塌、河道淤积，曾屡经整治，但由于史料所限而不见记载。及至清末民国，“四安市与石港接壤之十五总灶田，纵横约七里，地颇低洼，大雨即成泽国”，治水需求迫在眉睫。

四安士绅、公益人士徐继宸（字子云，1931年任中国红十字南通分会第二任会长）首挑重担：宣统年间，由其“发起浚港之议，赞成者四十余人，禀请农会详州示谕在案，旋因场署延搁，致兴工未经告竣旋即中止”。1915年夏，因又发“大水，业佃交困，苦不堪言”，徐继宸再次邀集讨议，自1916年4月起在四安镇区至“王通港一带开始测勘开浚”。至4月20日，“王通港向东有奉谕之王君鉴清、刘君大余开成四分之三”。为保障施工顺利，徐继宸自掏腰包，对“暂居公路之贫民及厝公路之柩解囊津贴……并措办渡船三只，以备暂时交通”。1917年春，徐继宸又发起并完成了东段开浚工程，“将王通港东达运河（即金石河），与田畴、交通均占利益”。是年6月即有报道云“农民小秧需水悉赖此工程，无不啧啧称便”。

张謇也曾主持疏浚王通港。他积极“贯彻南通水利以人胜天之初旨”，为南通水利奔走呼号，筹集资金，建筑涵闸，开浚港河。据其1921年8月所撰《南通水利已办工程及未来之计划》，在他的“已办港河工程”中，就有“民国六、七两年一再开浚四安区之王通港”。史料显示，当年疏浚王通港系由“徐继宸诸君逐日督工，异常辛苦”。另据张謇记载，除了主持疏浚王通港外，他还用银一万四千余元新建了骑岸镇闸，旨在“引西亭、四安、石港、骑岸四区之水”，多管齐下，破解四安东乡等地的旱涝难题。

然而，治理之路并非坦途。因1918年春兴工之河“仅开深三四五尺不等，无济于事”，次年仲秋，又“经徐桂林、王秉国、王达璋、王达荣、徐继宸等具禀七场水利局商借款项，承担清偿责任，由王通港向东开至运河”，进一步强化河道功能。

1937年1月，南通县建设局征工浚河，全县浚治河道十余条，王通港位列其中。四安区随即开浚，待浚河工事完毕后，县长洪声、建设局局长彭禹谟等亲往验收。

当地河道虽屡有整治，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水利事业的系统性发展，王桐港才彻底摆脱了“因河道不通，水旱成灾”的历史宿命。

三、河流承载的时代印记

据1916年四安董事办事处函件云：“王通港向东三、四总所开之港可行十余石小船，徐家桥向东七、八总所开之港小船通行，三总庙向东二、三总所开之港现开四分之三，而深浅不一，船不通行”。可见当年该港水利与水运地位举足轻重。

又据《南通八年以来大事表》载，民国七年（1918）曾“开浚干河王通港河、五山河”。‌干河‌是指主干河流，通常指的是主要的水流通道。由“干河”一词亦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悠悠王桐港，六百载清波荡漾。它像一位静默的时光见证者，冷眼旁观朝代更迭的风云变幻，温情注视乡野间的烟火日常。岁月流转中，无数故事悄然沉淀，化作这条河流的动人记忆。

1915年11月，在张謇倡导下，南通县水利大会在与众堂召开，公举张詧为会长，于香谷为副会长，而王桐后人王聘时（10年后任职于县议会）则被举为评议员。王聘时承祖先之志，参与水利，造福百姓，亦堪称佳话。

1943年“清乡”时期，我方保长王铭山父子在王桐港边的自家作坊印门神时，遭日军杀害。

也是在王桐港南岸，抗日游击队曾设伏于一座隑山坟，人称姜脚侯（跛脚）的神枪手姜春林，一人击毙数名日军，至今仍在耆老们的口中传颂。

王桐港的水土滋养了沿岸乡民，也孕育了军事学院教授、火控指挥研究专家王锡仁等众多才俊。而农学专家王槱升、名医王杏翘、医学教授王焕妞、文学教授王跃平、服务地方教育的王焕彪（著名画家徐累、启东市原市委书记徐锋之祖母）以及南京市政协主席王立平、通州区副区长王瑜彬等王桐后裔，皆为王桐或这条河流的荣耀注脚。

四安籍名校长、正高级教师马建在《午后的静谧》一文中回忆与李吉林老师采风时，曾记起儿时与伙伴撑生产队水泥船至王桐港桥的场景：“啾啾的鸟鸣，不成调的号子”，勾勒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而在更多老人的心中，童年的片片帆影与此后撑船售卖棉花、运送公粮、采办农资的岁月，是与王桐港绑定的永恒乡愁。

如今，王桐港的河道走向基本保持原貌，仅最西端连接兴石河的百余米河段被公路与建筑截断。随着内河运输与农村水利功能的衰退，王桐港已渐渐沉寂，坍塌的河岸、疯长的水生植物让这条古河不复往昔模样。尽管岁月冲淡了记忆，甚至也没人知道其由来，但这条在通州腹地流淌六百年的河道，连同王桐当年开港治水的义举，已成为永不磨灭的水利文化印记，值得被后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