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那份“革命军人证明书”，我手上再没有父亲的遗物，其实我应该将那份报纸留下来的，那份报纸并没有登载什么重要的消息，只是因为父亲在上面写下了三个字——“不服老”。
1955年，26岁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回乡，因为读过几年私塾，在部队又当过文化教员，组织上安排他去做教师，他不愿意，坚持要去一家只有几十个人的织袜合作社做保全工。当时，做一名教师无论是待遇还是社会地位，都比工人要好得多。17岁，父亲曾经在上海一家袜厂做过学徒，一定知道榔头、锉刀比粉笔要重得多，车间比教室要脏得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前者。
父亲从保全工一路做到厂长，工厂也从原来的织袜合作社变成针织内衣厂。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力推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而他接手的是一个设备老化、产品滞销、工资发不出、人心涣散的烂摊子。父亲重组领导班子，确立目标责任制，引进先进的设备，淘汰落后产能，开发新产品。为了推销产品，他和推销员南上北下，当时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车票非常难买，不要说卧铺，连硬座也时常买不到，只有站票。距离远、时间长，50多岁的父亲曾经因为站得太久而双腿浮肿，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带一件长的旧外套，上了车，裹上外套，一头钻进人家的座位下面，在污浊的气味中呼呼大睡。也许对于跟着父亲出差的年轻人来说这是相当艰苦的，可父亲觉得根本算不了什么，想当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他曾穿着薄薄的军衣，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雪地上倒头就睡。那时，他们开发的品牌内衣“双龙衫”一炮打响，畅销国内，针织内衣厂由此一跃成为县里名列前茅的纳税大户，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转而被誉为“江北一枝花”。61岁，父亲从国营针织内衣厂厂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
父亲一退休，登门聘请的人接踵而至。父亲是个离不开工厂的人，他压根就没打算在退休后过打打牌、带带孙子的生活。在某个老板三顾茅庐后，他去了一家创办不久、只有几间小房子、设备老旧的服装厂。三年后，旧貌换新颜，设备、产品、产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服装厂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一变而引起外资的兴趣，征地、建房、进口设备、招收工人，成为颇具规模的中外合资企业。老板待他不薄，工资、奖金、补贴、逢年过节的慰问一应俱全，但是有一天父亲辞职了，他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创办了一个服装企业，任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一般是个谋划、指挥、动口不动手的角色，可是就像当年做国营厂厂长时和工人们一起卸车一样，父亲从来不喜欢只说不动看着别人干。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父亲白汗衫从来就没有干过。早在机器进厂之前，他就算好了机器布局——朝向、距离，以及各类机器的排序，以便使生产流程更为简便而顺畅。当装运机器的汽车进厂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他熟悉的平缝机、锁眼机、双针机、钉扣机，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意味着他听惯了的机器声不久就要响起了。从厂房外把一百多斤的机器搬到位置，我们都感到非常吃力，父亲要搬，而且坚持。还是在国营厂任厂长时，有人就说他“爱厂如家”，如今这个“如”字去掉了，厂就是他的家，或者说厂就是他的孩子，从怀胎、孕育到呱呱坠地，包含父亲所有的爱和希望，是他生命的一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部。在早出晚归中，父亲迎接了一辆辆运送原料的货车，又送走了一辆辆装满服装的集装箱，但是当他在车间巡视时，脚步看上去缓慢而沉重了。有一天，我们看到他在坐下时，双腿一软，重重地摔倒了，送到医院后，医生说父亲中风了，这一年他78岁。
45岁的时候，父亲因为胃大出血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62岁的时候，父亲查出了结肠癌，做了结肠切除手术。每当医生来查房时，撩开父亲的衣服，那两次手术留下的刀疤像两条紫色的蚯蚓趴在父亲苍白而松软的腹部。开始的几周无非是吃药、打针，我们给他按摩身体，发现他左半边已经失去了知觉，中风后的病人，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或坐在轮椅上让人推，我们以为父亲将来就是那样了。没想到，有了一点精神之后，父亲就要下床，让我们兄弟三人架着他在医院楼道里练习走路，一趟又一趟，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父亲大汗淋漓却不愿停下，日复一日，父亲的左腿竟然能往前挪动了。
有一天傍晚，我独自和父亲在病房聊天，我问父亲病好了准备干什么。我本来已经悄悄给他买了笔墨纸砚，想让他回家后练练字，安度不算晚的晚年。父亲却说还要干——“我不服老”，说这话时，他脸上露出刚毅和执着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