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城一处老式居民楼的阳台上，89岁的张玉兰戴着花镜，正踮着脚从樟木箱底翻出一沓泛黄的证件。“这是老鞠的宝贝。”她轻轻抚过一本边角卷翘的功劳证，封皮上的红布已褪成淡粉，“他说这是用血肉换来的，要传给子孙。”
张玉兰的指尖停在一张泛黄的合影上：十七八岁的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间别着枚木柄手榴弹，眉眼里带着股子少年人的倔强——那是1943年的鞠长裕，新四军一师直属军区救护队的一名战士。后来跟着粟裕、陶勇将士们打了大半个中国的老兵。

柴窝学堂与十四岁的通信员

1937年深秋的如皋夏堡，11岁的鞠长裕蹲在水边的柴窝里，透过干枯的荻草缝隙望向对岸——日本兵的刺刀在夕阳下闪着冷光，把邻村王大爷家的茅草房顶挑出了火。

“那时候天天躲，连上私塾都是躲在柴窝里上的。”张玉兰翻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是她当年整理的鞠长裕的口述记录，“如皋、海安、泰兴，到处是炮楼，鬼子三天两头下来‘清乡’，见了鸡就抓，见了房子就烧。”

1940年的麦收时节，14岁的鞠长裕在玉米地里被表哥拽住了胳膊。表哥是当地游击队队长，黑布缠着头，手里攥着一卷用油纸包好的纸条：“敢不敢送个东西？”少年鞠长裕说：“敢！”

第一次送情报是在暴雨夜，他赤着脚踩在泥泞里，把纸条藏在竹筒里塞进裤裆。路过伪军据点时，探照灯扫过来的瞬间，他猛地扎进路边的水洼，屏住呼吸看着光柱在头顶晃过，直到浑身冻得发麻才敢浮出水面。后来他成了游击队的“活交通”，凭着个子小、记性好，总能把情报藏在草帽夹层、鞋底暗袋里，甚至嚼在嘴里。

1942年春，海安迮家庄的新四军联络点来了个穿灰布军装的干部。16岁的鞠长裕听见里屋传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低呼，扔下碾槽就冲了进去。“我要当兵。”他胸脯挺得老高，干部笑了：“你这身子骨，先当救护员吧。”

可他偏要扛枪。夜里偷偷摸进部队的武器库，抱起一支比他还高的步枪，却因后坐力摔在地。这一幕被粟裕撞见了，蹲下来问他：“知道枪是用来打什么的吗？”少年抹了把脸：“打鬼子！”粟裕大笑，把自己的望远镜塞给他：“先学会看路，再学会打枪。”

黄土地上的第一缕血

1943年泰兴的古溪秋夜，鞠长裕跟着部队摸到公路边的树林里，手指抠着潮湿的泥土，听见远处传来马蹄声——古溪据点的日伪军又出来扫荡了。

“打！”伴随着指挥员的吼声，鞠长裕身边的小战士陈俊如举着刺刀冲出去。陈俊如比他大两岁，说打完鬼子要回家娶媳妇。可一颗子弹穿透了陈俊如的胸膛，少年重重摔在地上。

“他冲过去想把人拖回来，被班长按住了。”张玉兰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是他第一次见人死在面前，夜里抱着救护包哭，说早知道多给陈俊如缠几层绷带。”可班长告诉他：“战场上，活着的人要替死人接着打。”

海安战斗打响时，鞠长裕已经是卫生员兼战斗员了。部队要拔掉河西的鬼子碉堡，炮手田虎在民房的西墙上凿了个洞，把炮口伸出去。“轰”地一声，炮弹刚飞出去，土墙就塌了——他们暴露在鬼子的火力网下。

“田虎抓起机枪就冲，喊着跟我上。”张玉兰翻到笔记本里的战斗记录，字迹因为激动有些潦草，“鞠长裕说，那时候根本顾不上怕，只看见田虎的背影在弹雨里晃，像一面不倒的旗。”一颗子弹穿过鞠长裕的右小腿，带出两道血箭，他咬着牙把一个头部受伤的战友拖到柴火垛后，撕开自己的绑腿当绷带，血顺着裤管滴在地上，一点也不觉得害怕。

战后清点人数，田虎胸前的衣襟被打穿了三个洞，后来被记了一等功。鞠长裕看着自己腿上的伤疤，忽然懂了班长的话——每个伤口都是一枚勋章，刻着谁活了下来，谁永远留在了战场。

游击路上的月光与血痕

1944年的苏中平原，粟裕的“游击战法”像一把灵活的刀，在鬼子的封锁线里穿梭。鞠长裕跟着部队白天藏在青纱帐，夜里就出发，三天两回一晚上要跑百十里地，鞋磨破了就光着脚，脚底板结了层硬茧。

1945年春天，部队要穿过鲁西南的封锁线。渡黄河那天，上游的激流像脱缰野马。鞠长裕被浪头冲倒，正在下沉的瞬间，右手碰到了一根柴棒，他挣扎着上了岸。后面有敌追，前面有敌阻，上面有敌机轰炸。不会水的女兵、驮着弹药的马都被激流卷走了，包括他的班长。有五万人渡黄河，最后上岸的仅剩两万人了。

一天晚上，鞠长裕又吐又泻，每走一步都像踩着刀尖。他真想躺在路边，像那些牺牲的战友一样睡过去，可耳边总响起班长的声音：“跟上！别掉队！”他咬着牙跟上队伍，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发现自己的裤腿冻成了冰壳，里面结着暗红的血痂。

从抗战到解放：未凉的热血

1945年8月15日，部队正在攻打如皋县城，忽然有人喊“鬼子投降了”。鞠长裕愣在战壕里，看着身边的战友们扔掉枪欢呼，有人哭，有人笑，有人抱着彼此转圈。他摸了摸自己腿上的伤疤，忽然想起陈俊如——那个想娶媳妇的少年，终究没能等到这一天。

“他说那时候才懂什么叫尸横遍野。”张玉兰的手指划过笔记本上的字迹，“到处是血，染红了河水，染红了石头，连风里都带着铁锈味。”

新中国成立后，鞠长裕还未转业到地方，是部队医务室的室长，可总爱对着地图发呆，手指划过那些熟悉的地名：海安、李堡、丁堰……他常说：“我能活着，是替那些弟兄们活的。”

1990年的一天，鞠长裕带着大孙子去烈士陵园，在无名烈士碑前站了很久。孙子问：“爷爷，他们叫什么名字呀？”他摸了摸孙子的头，说：“他们都叫英雄。”

2017年深秋，93岁的鞠长裕躺在病床上，手里还攥着那枚一等功奖章。

如今，张玉兰住在老房子里，每天擦净那些老物件：泛黄的功劳证、带弹孔的旧军装、刻着“渡江胜利”的搪瓷杯。阳光透过窗户，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影子，像极了当年战场上摇晃的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