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在军事侵略的同时，在经济上、文化上对中国进行强行掠夺与殖民统治，赎卖鸦片毒品的机构“上海宏济善堂”即是其一。
日军入侵上海后，即推行毒化政策，设立了一个披着慈善机构外衣的“上海宏济善堂”，宣扬什么“善堂卖土”，声称将以贩卖鸦片筹集的资金来救济贫困灾民，而实际上则是为日本军方筹集军费。具体办理“宏济善堂”的大汉奸叫盛文颐（又名“盛幼庵”），人称“盛老三”，是盛宣怀的侄子，而他竟恬不知耻地自称是盛宣怀的三儿子。那时恰好盛宣怀的三儿子盛同颐英年早逝，他就钻了这个空子。盛文颐依仗日本主子做后台老板（后台老板是日军驻上海军事代表楠本以及日本特务里见甫），大发烟毒之财，他把苏、锡、常、杭、嘉、湖及长江北岸一带的鸦片经销权，又分包给他的同伙和幕僚蓝芭荪、严春堂等人，专销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扬州、南通等地，不仅成了上海滩的“烟毒霸”，而且与军警勾结，雇流氓为打手，垄断了江南和长江沿岸的烟毒市场。而盛文颐的贩毒大本营就设在上海逸园。这“逸园”曾是英籍冒险家、上海跑马总会董事马立斯的花园。解放后，逸园改造为上海瑞金宾馆。
宏济善堂是打着“行善”与“戒烟”的招牌进行活动的。它在沪、苏、浙、皖各个城市都设有“戒烟所”。这类“戒烟所”实质正是售毒、吸毒的营业所。老百姓称之为“燕子窠”。它一般都设在较冷僻的街巷里，外表与普通民房无异。进入门内，便可以看见一个挂着门帘、光线暗淡的房间里，那些“鸦片鬼”横躺在烟榻上，就着小灯，嘴对着烟枪，正在吞云吐雾。“戒烟所”的房间大小不等，设备不同，供应的烟土也分等级。最高级的房间还有人侍候装烟。由于这里烟土（还有海洛因）的供应价要比外面低些，货源有足够保障，而且在这个地方吸毒，不怕有谁来干扰。故“瘾君子”们都趋之若鹜。即便是一些本来不吸毒的人，有时也到那里玩玩。反正，一踏进它的门槛，便欲罢不能，而且烟瘾越“戒”越大，很多人最终死在烟榻上或闹得家败人散。
在沦陷区，宏济善堂与赌场、妓院三位一体，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它既是支持日寇侵华的一项极为可观的财政来源，又是侵略者赖以腐蚀中国人民、瓦解中国人民斗志的一个重要手段。
日军侵占南通城后不久，即在南通设立了“上海宏济善堂南通分堂”，为通、如、海、启数县的总发行处，拥有资金黄金1千两，月销烟土1万余两。当时，南通城区有17家土膏烟馆，65家售吸所，销吸烟土占总量的一半；有“十大公司”（13个毒贩组成10股）、“八大家”（9个毒贩组成8股）、“十姐妹”（10个结拜的伪警官太太）等贩毒集团。城郊芦泾港55户家庭中，贩毒的5户，吸毒的47户，不贩不吸的仅有3户。城西一张姓草行老板的父亲吸毒中毒而死，家产全部卖光，弟弟因生活所迫做和尚，妹妹被迫当妓女，母亲和他乞讨为生，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1943年底，汪伪政权内部发起“清毒运动”，青年学生冲击宏济善堂焚烧鸦片。同期日本调整对华策略，逐步减少公开贩毒活动。1944年3月，宏济善堂因清毒运动及损失宣布关闭。
抗战胜利后，南通城毒品贩卖依然如故。南通解放后即开展禁烟肃毒工作。1949年2月25日，南通市人民政府颁发布告，禁止进入解放区贩卖销售毒品；是年5月20日公布《贩、吸毒品登记、戒除暂行办法》，明令吸、贩毒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并即禁卖、戒除、上缴毒品；号召市民检举揭发吸毒、贩毒人员。其间有160多户贩毒者、1000多名吸毒者进行登记。至1949年底，南通市共破获毒案126起，查获毒贩290名，收缴鸦片197.15两、吗啡98两。1949年3月至1952年3月，南通市共侦破吸毒、贩毒案件384起，查获毒贩781名，缴获鸦片268.34两、吗啡109.25两。1952年，南通市开展声势较大的肃毒运动。7月中下旬，初步调查，有贩毒人员630人，其中广东帮140人、安徽帮30多人，南通人为主、散而不成帮的460人左右。8—9月，全市设立肃毒总指挥部，下设5个肃毒分指挥部，抽调干部650多人（其中公安干警338名），组成材料、宣传、侦察、搜捕、管训等专门工作班子。全市先后召开各种会议1024次，受教育者达18.91万人次。群众和毒贩家属、吸毒者650多人送交检举揭发材料3291件。并缴获毒品、毒具、枪支子弹、黄金等。至1952年底，南通市破获的817名毒贩基本处理完毕，逮捕的168名毒犯中判处徒刑的112名，管制22名，交保释放20名。至此，南通市贩毒、吸毒基本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