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啦？”我往往婉转地回答道：“我的生日是1945年8月15日，所以老爹给我起了这个名字。”领悟较快的朋友马上反应过来：“哦，你今年80岁啦！”我颇为自豪地说：“是啊！我的生日正是日本人投降的那天，这是一个不会忘记的日子！”

20世纪50年代，我上初中，父母在南通县工作，我跟祖母住在蒋家巷。祖母卧室的西墙上挂着两幅放大的照片，上面的是我的祖父，下面的是我的二伯父，他们都早已过世了。当时祖母已年近六旬，空时会给我讲讲家史。

我的祖父曾是县政府的一名小职员，中年因罹患急病猝死，家境一落千丈。万般无奈之下，祖母将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送给人家做了童养媳。两个伯父杨磊和杨明中学未读完，分别到裁缝铺和中药店当了学徒。我的父亲杨俊在南通中学上学，成绩优秀，他的舅舅颇为看好，将他带回家，供吃住。

1938年3月，日寇在姚港的长江边登陆，南通沦陷，鬼子兵在城郊清乡扫荡，烧杀抢掠，酿成多起惨祸。城里百姓无不心惊肉跳，惶惶不安。两位伯父因供职的小店经营艰难，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更为恐惧的是，生命可能随时不保。大伯父每天上下工都要经过西吊桥，倭寇在桥头设有岗哨，检查来往行人。行人必须摘帽弯腰向他们行礼，稍有不慎就要挨揍。有一天，值岗的鬼子兵发现大伯父的右手食指、拇指和虎口处因长时间握大剪刀磨出的老茧，一口咬定是使枪造成的，说大伯父是“老四（新四军）的干活”。大伯父争辩，小鬼子左右开弓，给了他两记耳光，并要扣住他不放。幸好裁缝师傅和多名熟人及时赶来，向小鬼子鞠躬，证明大伯父的身份。小鬼子这才放了人，临放行时还不忘在大伯父屁股上抡了一枪托。

血气方刚的大伯父回到家后，把此经过告诉了二伯父。二伯父拍案而起，悄悄地说：“小鬼子既然怀疑你是‘老四’，那我们就当真正的‘老四’，揍他个小鬼子！”大伯父欣然赞同。原来，二伯父看了很多进步书籍，并与地下党组织已有联系。商量好后，二伯父马上出去找到联系人，打听到去如东栟茶新四军根据地的路线、接头方式。回家后含含糊糊地告诉祖母，说要出去一段时间。兄弟俩带了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家。他们顺利地参了军，安顿妥后，才托人向祖母报平安。祖母又悲又喜，悲的是一下子两个儿子离开了身边，喜的是坚信他们走的是正路。

因兄弟俩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受到部队领导的重视，先后入了党。二伯父被编进陶勇司令的部队，多次参加对日寇的作战，并数次负伤。抗战后，他随部队渡江进入浙东。倭寇投降后，又返回苏中，转战苏鲁一带。1948年11月9日，二伯父不幸在淮海战役碾庄一战中牺牲，时年26岁，任华野四纵34团政治指导员。

2014年，我们将二伯父的有关资料从徐州淮海战役烈士陵园转到南通烈士陵园，园方即将“杨明”刻在纪念碑背面的烈士名录上。二伯父也算是魂归故土了吧。

大伯父凭做裁缝的一技之长，曾一度担任军服厂的厂长。后来，他坚决要求回到作战部队，参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南京刚解放，他曾随所属部队进驻南京大校场机场，后到苏南剿灭太湖水匪，1955年被授予空军少校，1959年转业至地方工作。

1945年8月15日，是欢庆胜利的日子。这场伟大的胜利，是无数像两位伯父那样的爱国青年用热血生命换来的。

昔日的“庆儿”，如今已入耄耋之年，但历史绝不能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