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药一般指中药，旧称国药，以与西药区别，并显示其特殊地位。它与中医一样，是几千年传承的国粹。解放前和解放后一段时间，中医是私人行医，只看病不卖药，收入靠诊金。中医进入医院后也基本如此，中药在国药店里出售，医药分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国药店改称中药店。诸葛实裕是如城最大的国药店，在苏北地区也小有名气，始建于明朝末年，20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被拆，从此不复存在。
我记得诸葛实裕是1958年，那时刚刚公私合营，但名称、设置依旧，还是传统的经营方式。我父亲是店里的老药工。那时我上小学，放学后的时间就在药店里度过，常趴在柜台上做作业，做完就在店里玩，与4个学徒工打得火热，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这一玩就是两三年。
那时诸葛实裕位于如城西门鱼市口街西，是如城最繁华的地段，在商店林立的街市上显得很气派，屋宇高大，门面也大，有三四间房宽，坐北朝南，闼子门。走进店堂，就闻到浓烈的中药味，东西两侧是两个很大的木质柜台，油漆光亮。柜台中间是4米多宽的走道，放长椅，供病家休息。每个柜台有十多米长，呈“L”形弯曲，宽一米，高一米多，柜台后面是高大的中药橱柜，从地板连到天花板，上面排列着十多层小抽屉。每个抽屉里盛放1~3种中药，放2种以上时抽屉里就用木板隔开，常用药放在中层抽屉里，随手可拿到，如柴胡、大黄、黄连、当归、甘草、半夏、白芍、赤芍、桃仁、杏仁、丹参、党参、蒲公英……不常用或贵重药放在最上或最下面，如五灵脂、高丽参、商陆、蜈蚣、芒硝、犀角……最上两层需用梯子爬上去，最下两层需蹲下才能取到。抽屉上贴着写好中药名的白纸。柜台北角放着几个瓷罐，盛药露，如金银花露、枇杷止咳露，柜台朝南陈列着诸如虎骨酒等药酒、人丹、膏药和一些中成药，另外还有药膳食品如八珍糕，适合小儿服用。柜台上放一叠包药纸、戥子、算盘。这戥子就是缩小的秤，白色细秤杆，只有五六寸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刻度，度量小至钱、分，戥子的一端是三根细丝线垂吊着一只铜戥盘。中药用量小，只有戥子能称。西边柜台里一角，用木板搭了个高台，上面放账桌，相当于收银台，其上方有几根铅丝通向两个柜台，铅丝上悬一个小木块，上面钉一只夹子，可来回滑动。售货员算好并收取病人药钱，开上发票，用夹子夹住，然后用力一掷，夹子“嗖”一声就到了收银台，收银员核对后收下钱，将发票和找回的零钱用原夹夹住，再滑回去，由售货员与顾客结清。那时大商店为了节省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是这样做的。
诸葛实裕的售货员就是药工，不仅做买卖，还要加工炮制中药，故必须有一定的中医药知识，如中药形态、药性、剂量及配伍禁忌。剂量过大不卖，违反中药“十八反，十八畏”不卖；遇到有毒药品或剂量过大，医生要在药方上签字盖章。这与现代药房制度很相似，否则出事故药工也有责任。
我父亲常年站在东边柜台。每个柜台里有2~3名药工。我经常看着父亲接过病人递过来的处方，先看处方前的医案脉案，问问病人情况，然后一味味药和用量依次看过，再看剂数。如五剂，取五张大纸，铺在柜台上，然后左手拿戥子，右手到抽屉里抓药，放在戥子里将药称好，再到柜台上将药平分在五张纸上。有些药要另包，即用一个小布袋装入，混在十几种药中，煎药时须拿出来，先下或后下。药称完后，父亲再对着处方一一核对无误，把药包好，用算盘算好价钱，经收银台收钱后，连同发票和药方用红白相间的花线扎紧后交给顾客。
有时父亲看到黄星楼、吴慕陶等名中医开的药方，常常边看边叫好，他们的处方剂数和品种均不多，一般也只是三五剂，很少超过七剂，与现在的大处方不同。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我不敢说，但老中医自有他的道理。
露是液体的，购买时病家带一个瓶，药工将一个注口插在瓶口上，用端子从瓷罐里舀，然后顺着注口注入瓶中，就像酱园里打酱油一样。那露我尝过，淡淡的苦，冰凉中透着药味，据说是煎药的蒸汽凝结形成，夏天当饮料喝倒蛮好，可惜现在没有了。
药店与其他店不一样，顾客来去匆匆，很少有人在店里闲逛，顾客多时，柜台前都站满了，收钱夹子在铅丝上频繁来回，嗖嗖声此伏彼起。售货员不停地跑，一点空闲没有。
柜台后面是一个大房间，做仓库兼中药加工，工具有铡刀、药碾、药钵，还有炒锅等。把中药切成一片一片的，制成饮片，或碾碎、捣烂，有些药还必须用酒或醋在锅中翻炒，这叫炮制。父亲也常在这里工作，还不定期制作丸、散、膏等，这个过程较为复杂。另外，这里也收购中草药，如蝉蜕、橘子皮、桃核、杏核、龟壳、地鳖虫等，卖药的多数是农民。老药工经验丰富，看看闻闻，就能鉴别出药的质量、开出价钱，大多也是几角钱、块把钱。别小看，这也许是孩子的学费、也许是油盐钱。我们本地中药品种不多，店里大多药是从外地进货。
药店的后堂是煎药间，并排放着五六个煤球炉，用瓦罐煎药，那时煎药考究，先泡后煎，大火、小火、文火，先下、后下都要掌握好。有些人家就请中药店代煎，煎得道地，疗效可能好些，当然要收费。诸葛实裕声誉好，煎药也忙，药工根据处方煎药，一丝不苟操作，不时调整煤炉风门大小。煎好后倒入小保温瓶中。药店有送药员，骑一辆自行车，车横杠下是一个大布袋，里外都缝着许多小布袋，每个小布袋正好放一个保温瓶，上写病人姓名、住址，每天上下午各煎送一次。那时街上骑自行车的主要是邮递员和送药员。
煎药间外面是乒乓球室，再后面就是经理室，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那时经理叫冒广安，老药工出身，是我父亲的师兄，瘦高个，很严肃、不苟言笑。我有点怕他，但他看见我就摸摸我的头，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不说话，有时他也到柜台上配药。“文革”期间他被批斗，回老家了，“文革”后去世。但他的模样我至今仍记得。
药店也是店，要做生意，招徕顾客主要凭信誉和药的质量，但也有一些小套路。如医和药关系方面，药店必须和医生搞好关系，尤其是名医。听父亲说过，那时国药店也给医生回扣，但给法与现在大不相同。每年在除夕中午请医生吃一顿守岁饭，发守岁钱，根据医生的名气、开方的多少而定，一般两三块大洋，用红纸包好，互相不通气。解放后这个陋习就没有了。
那时中西药泾渭分明，国药店绝不卖西药，西药店也不卖中药。现在国药店基本消失，中西合璧的药店一统天下，这方便了病人，但国药部分往往只在医院或药店一隅，成了配角，品种也没过去丰富。中医药要发展，看来任重道远。
诸葛实裕也是我永不消逝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