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雨初歇，田埂上便悄无声息地铺开一片湿漉漉的碧绿，直漫到天边去。那便是“黄花儿”了。老家如东人这么唤它，江南人叫它“草头”“秧草”“金花菜”；文人墨客的典籍里，它有个学名，唤作“苜蓿”。然在我心里，千般名号，都不及“黄花儿”这三个字来得亲，来得暖，仿佛舌尖一触，便能抵到故乡泥土的松软微凉。

这东西是有些野性的，不娇贵，更无需人费心侍弄。春风一渡，便自顾自地、泼辣辣地生长起来，带着一种近乎蛮横的生命力。明人《野菜谱》早记载得分明：“黄花儿，郊外草。不爱尔花，爱尔充我饱。”这泼辣的生命力，原来几百年前就已喂饱过无数如我祖辈一般的饥肠与乡愁。于是，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便也满是它的清香了。最寻常是清炒，旺火，热油，碧绿的嫩尖往锅里一倾，哗啦一声，那清气便撞了个满怀。母亲却有个别致的法子，偏要用酒糟来配它。醇香的酒糟，裹着翠生生的叶，端上桌来，热气里漾开的是酒曲的醇厚与草木的甘爽缠绵在一处的香，那是童年味觉里一道翠绿而柔软的烙印。

后来走得远了，见识了所谓“江湖”。在上海黄河路喧嚣的市声里，我头一回见识了“酒香草头”的声势。跑堂的伙计端着腾绕镬气的盘子一路小跑，及至桌前，那盘中的草头犹在油的余温里微微颤动。用的是上好的高度二锅头，厨子腕子一翻，烈酒沿滚烫的锅边淋下去，“刺啦”一声，腾起半尺幽蓝的火苗，酒香混着镬气，劈头盖脸地袭来，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市井的华丽。好吃吗？自然是极好的。但那香气太烈，太有主张，像极了这座城市的光芒，照得人目眩神迷，却总隔着一层。不及母亲灶台上，那盘酒糟黄花儿有着被岁月温存过的、妥帖的余光。

再后来，味蕾的阅历愈发奇崛起来。在南通大饭店的明堂里，我正襟危坐，面对一盘“红烧河豚衬草头”。河豚的丰腴醇美，自是“拼死”也值得一尝的尤物，但那几茎垫在盘底、吸饱了河豚精华的草头，在我眼中，竟比主角更显慈悲。它默默地承托着那惊心动魄的鲜，自身却依旧清清爽爽，解了腻，也定了神。如今听说，这等“高大上”的物事竟也能在寻常的外卖窗口购得，想来这珍馐终究是走下了神坛，要落到人间的碗盏里来了。这倒让我想起故乡小河里的滋味——“河蚌烧草头”。肥美的蚌肉与柔嫩的草头同烧，汤汁是奶白的，鲜味一层层漾开，末了，喉头竟能品出一丝清凌凌的回甘。那甘，是河水的甘，是泥土的甘，是不事雕琢的本真。

然而若论起浓墨重彩的搭档，还数在浙江嘉兴月河老街邂逅的“草头圈子”。浓油赤酱的红烧大肠头，被本地人戏称作“圈子”，油光锃亮，酥烂香糯，一口下去，丰腴的油脂便在口中化开。正当那厚腻感将起未起之际，箸尖转向那垫底的草头，满口的浓醇仿佛瞬间被一阵清风吹散，只余下满齿的芬芳。这一浓一淡，一肥一瘦，纠缠斗法，恰似红尘中一场酣畅淋漓的相逢，谁也离不了谁，真真是神仙般的搭配了。

走得再远，舌根底下总藏着那最朴素也最顽固的一念——便是故乡那一味“腌黄花儿”。新采的嫩头，洗净晾得透透的，一层细盐一层菜，实实地摁进陶瓮里。待时光将它浸得微黄，渗出清亮的汁水，便可取食。加点白糖，淋上菜籽油，上锅蒸透，佐粥是绝配。后来在岭南，我第一次尝到玻璃罐里的“橄榄菜”，乌油油的，愣了一下，那咸鲜里透着的那股子醇厚的发酵之味，竟与老家蒸食的“腌黄花儿”有七八分神似！我兀自纳罕：那聪慧的广东人为何偏要在这咸齑里添上一味青涩的橄榄？大约，这便是天南地北的百姓在时光与盐的共同点化下，不约而同找到的储存春天与慰藉肠胃的秘诀罢。

说到储存与发酵，便不得不提老家那“食臭”的脾性了。这脾性大约是人深植于骨血的本性之一，与宁波人之嗜“三臭”同理。如东乡间亦有自己的“三臭”传奇。那“臭黄花儿”便是腌过了头，超越了咸鲜，生出一股子直冲脑门的、微醺般的腐鲜气，爱之者视若珍宝，甘之如饴。至于“臭蟹渣”，则是将梭子蟹捣成糊状，任其发酵至臭，佐以粯子饭，乡间有俚语云“粯子饭，臭蟹渣，你不吃，我不拉”，粗粝鲜活，道尽了民间饮食里那份坦荡的、生命力勃发的欢愉。最奇的是“臭饼酱”，黄豆炒熟磨粉，经过发酵，用筷子挑起，竟能拉出绵长透亮的丝来。初见识此物的人总要惊诧，这与被东邻日本人奉为国粹、吹上天的“纳豆”岂非异曲同工？可见，这“逐臭”之趣原是东海两岸百姓共通的脾胃，不同的只是附着其上的名目与说辞罢了。

窗外的都市没有田埂。我忽然极想念那一场春雨后，沃野阡陌之上满目的碧绿。那“黄花儿”啊，它从不曾理会过菜谱上的章法，也不在乎自己是衬河豚，还是配蟹渣。它只是兀自生长，被采摘，被热油爆炒，被腌制，被时光缓缓浸透，最终化作南腔北调里一缕相似的咸香。它是什么滋味呢？是清新，也是陈腐；是寡淡，也是浓烈；是母亲手心温存的记忆，也是游子喉头那一丝永远也咽不尽、化不开的、爽净的回甘。这，大抵便是故乡的滋味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