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他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沈起（字兴宗，明州鄞县人）在历史上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
据明嘉靖《海门县志》记载，王安石和沈起在宋至和年间（1054—1056）都担任过海门知县，沈起在前。沈起上任后到各处进行了调查，由于当时海门尚为岛（被称为“海门岛”），东西北三面环海，南临长江入海口，海潮常泛滥成灾，农田被淹、房屋被吞，溺死者不计其数，因此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沈起调查后发现灾害主要是来自北部海潮，因此他认为修筑一条挡住海潮的沿海大堤，才可以保护农田；同时可将南部的长江水引来灌溉农田，进而改良土壤。但当时海门与西边的通州还隔着海域，将北部的海水挡住了，海门岛西侧和东侧的海水依然会淹过来。如果将海门四周围堤，又成本太高。沈起经过反复考察，看到海门与通州虽隔着海域，但海水并不深，潮水小的时候，两岸百姓都可以蹚着水过海来往。因此沈起下决心填海筑堤，与通州东部的“狄公堤”（通州知州狄遵礼于1041—1048年修筑）连接，这样可以挡住来自北部海潮的威胁。填海筑堤的工程是十分艰巨的，沈起采取了免缴、缓缴百姓钱粮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了老百姓筑堤的积极性，终于筑成了从余西到吕四的七十里沿海长堤。堤筑好后挡住了海潮，这样不仅使土地摆脱了海潮的侵袭，同时也使海门增地无数。但当时海门北部的土地由于受咸潮的影响基本都是盐碱土（南部由于靠近长江，土质相对较好）。于是沈起决定把南部的长江水引到北部来改良盐碱地。这又是一个大工程，许多人持反对态度，沈起力排众议，果断采取了全县统一规划、乡与乡联合行动等一系列措施，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一起修水渠、挖河道，终于使贫瘠的土地恢复了生机，从而创造了宋代海门经济发展的历史。
不久沈起提升至湖南任监察御史，王安石接任成为海门县令。此前王安石在沈起的家乡——鄞县担任县令，所以王安石和沈起应早就相识，他对沈起的治理能力和政绩也早有所闻，到海门后又目睹了沈起的成功实践，为颂扬沈起的功绩甚至专门写了一篇传记——《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这篇传记高度赞扬了沈兴宗筑堤修渠指导思想和方法的正确，因而使海门人民重建了家园，经济得到了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所以王安石感悟道：这就是一个地方官真心真意为民办实事的表现！
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出任北宋宰相，在位6年他积极制定和推行新法。变法涉及农田水利、免役、矿税抽分制度等多方面。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盖不独法度有以驱之也，以赏罚用天下”（摘自《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下同）意思是说不拘泥于现成的规矩，设法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是真谛。而沈起在海门修筑堤岸和兴修水利过程中所采取的“宽禁缓求，以集流亡”（即采取该宽则宽、该禁则禁、该缓则缓、该求则求的不同作法，鼓励生产发展）等政策，正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核心。所以《海门县沈兴宗兴水利记》记的是沈兴宗，但实际上体现的是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如王安石在变法中制定的《农田利害条约》（后人称之为“农田水利法”）正是沈起“兴水利”的实践与王安石变法思想相结合的体现。
《农田利害条约》，这是王安石为进行北宋财政经济改革而制定的法令。法令的基本思想是理财，“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摘自《农田利害条约》，下同）“理财以农事为急”。在当时的农耕社会里，发展农业生产是唯一的出路。而发展农业的重要环节是搞好水利，“灌溉之利，农事大本”，只有把水利搞好，农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富强。所以法令中明确小型水利可用民力兴修，可向农户分派；而对大型水利工程，民力不能及的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法令颁布之后，全国兴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从而使北宋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农田利害条约》中的许多条款正是当时沈起筑堤和修渠时的实践操作。所以许多研究者认为：沈起的实践对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