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通开发区的营船港河东、振兴路南，长江之水曾孕育出一座依江而兴的小镇——永兴镇。关于其起源，民间流传着始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的说法，而目前可考的地名记载，最早见于清末宣统年间的《通州水陆道里详图》，这为小镇的历史存在留下了确凿无疑的文献印记。

《南通县舆图》上的永兴镇（清末宣统年间测绘）。↑

       一、兴起之因

永兴镇的兴起与长江岸线的变迁及邻镇的兴衰紧密相关。据传，小镇最初距离江岸尚有七八华里之遥，在古营船港出江口东侧，曾有一座名为“通和镇”的墟市，彼时的通和镇或许也曾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然而，大自然的力量不可抗拒，清嘉庆年间（1796—1820），一场无情的江岸坍塌将通和镇彻底吞没，却为永兴镇的形成与发展带来契机，原属通和镇的商贸功能与居民人口转移到此。人流、物流的汇聚让永兴墟市慢慢成形，并一步步走向兴盛，其中，清末至南通沦陷前的数十年间堪称永兴镇的黄金时代。它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繁荣的商贸活动，成为当年五山以东滨江地区极具活力的商贸节点之一。

支撑永兴镇经济命脉、构筑起小镇商业繁荣图景的是鱼货、柴火与私盐三大核心产业。镇上设有鱼行数家，每当江海鱼汛来临，渔船归港，满舱的新鲜渔获便成为小镇最热闹的符号。鱼行经营者忙碌地从渔户手中收购各类鱼鲜，随后再批发给当地被称为“挑鲜”的小贩。小贩们挑担穿梭在或远或近的村镇，清脆的叫卖声回荡在空气中，将最新鲜的滋味送入寻常百姓的灶房。在众多鱼鲜品类中，永兴镇一带的“拔春鱼”声名远扬。当年，售卖春鱼（即黄花鱼）有着独特的计量方式，以“筹”为单位，一筹恰好对应20斤，老辈人将按筹采购春鱼的行为称作“拔春鱼”。每到春汛，鱼鲜价格实惠，人们便会抓住这个时机采购。普通人家通常会拔一两筹，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则会一次拔几十筹。除了即时食用，各家各户还会采用传统的方式保存春鱼：将鱼洗净，撒盐搓匀，风干后加入酒糟封存。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味发酵，“糟春鱼”便应运而生。这道美食不仅是百姓饭桌上的常客，更是小镇饮食文化的标志性味道。在那个没有现代冷藏设备的年代，这种保存方法既有效防止了鱼肉变质，又能提升鱼的鲜味，让春鱼的美味得以跨越季节，成为随取随用的食材。其中，“麦饭炖春鱼”更是当地的经典菜肴，炖煮时香气弥漫全屋，是当地人招待客人的最高礼遇。那独特的味道深深镌刻在江畔人家的记忆里，成为他们生活中难以磨灭的滋味。

时间来到20世纪30年代，通海地区凭借适宜的自然条件，成为全国重点薄荷产区。当时，提炼薄荷油的燃料为木柴而非煤炭，这一特殊需求催生了庞大的木柴市场。然而，南通本地木材资源匮乏，多山的浙江地区便成了主要供给地。浙江山民在砍伐树木后，将其加工成捆，再借助水运将木柴源源不断地运来南通。在这一运输链条中，永兴镇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木柴都在永兴镇桥东堍南侧的柴场完成交易。每到春夏时节，柴场便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成为小镇商贸兴旺的生动写照。

作为滨江小镇，位于营船港口的永兴镇还占据着优越的水上交通位置。便利的水运条件，不仅促进了小镇正当贸易的发展，也为私盐在此流通提供了可乘之机。私盐的运输与交易并不合规，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永兴镇的商业繁荣增添了一抹复杂的色彩。

二、繁荣之景

船舶的往来穿梭，载来了物资与商机；贸易的日渐兴旺，聚集了人气与财富，共同将永兴镇推向了繁荣。当年的永兴镇面积不大，却洋溢着生机与活力。小镇的街道宽两三米，总长四五百米，路面由小石块铺砌而成。在鼎盛时期，镇上有大小饭馆七八家，抚慰着往来客商与居民的味蕾；还有客栈三四家，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休憩之所；沿街两侧的铁匠店、烟杂店、五金铺等各类商铺，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一座由柏木建造的“永兴镇桥”（民国初年之前名为“黄凤桥”）横跨古营船港河道，宛如一条纽带，连接起小镇的东西街区（从清末测绘、民初印制的《南通县舆图》中可以清晰看出，永兴镇街区以河东为主）。桥上行人往来不绝，小推车穿梭其间，桥下河水碧波荡漾，舟楫缓缓移动，共同构成了“桥上车马、桥下舟船”的景象，完美展现了水乡小镇的独特韵味。

除了商贸设施，小镇的公共与宗教建筑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地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底蕴。在河西市梢，设有一座领报堂（天主堂），该教堂隶属于狼山本堂区，为其所辖7个堂口之一，见证了西方宗教文化在小镇的传播。北有城隍庙、观音庙各一座，是居民们祈福祭祀、寄托心灵信仰的地方。河东的镇南还设有“捐局”，这一机构的存在不仅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治理模式，更印证了永兴镇贸易的发达与市面的繁荣——只有足够活跃的商贸活动，才需要专门的机构来规范税收征管。

随着小镇人口的不断增长，教育设施也随之出现。1919年，为方便营船港两岸农民与渔民子弟就近入学，在张晓棠的牵头组织下，于永兴镇北市梢创办了一所初级小学。

当年的营船港为南通县下辖“南通市”与“竞化市”（均为区级行政单位）界河，学校则由两区共同出资创办。当时的收捐章程明确规定，在营船、裤子两港从事航运、渔业的从业者需要缴纳“学捐”，这些捐款专门用于该校的日常运营，故最初的校名称“通化合立初级小学”，后更名为“永兴小学”。这所学校的建立，为当地子弟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开启了他们认识世界、探索知识的大门。1958年，因开挖通启河，学校迁址至营船港闸西侧，并改校名为“营船港小学”。

三、衰落之叹

然而，永兴镇的繁荣未能经受住战争的冲击，最终在历史的烽火中戛然而止。

1938年10月16日，驻城日军分乘1艘日舰、4只汽艇，从营船港登陆，意欲通过绕行，偷袭狼山以东的抗日力量。早有戒备的抗日武装毫不畏惧，在此展开了顽强抵抗。在经过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后，日军“不支而退”。但日军在溃退时实施报复，“将全镇房屋焚毁，厥状殊惨”。这座历经百年发展、盛极一时的滨江小镇，从此再也未能恢复往日的风貌。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有一位来自这座小镇的抗日志士陈长庚。1938年春，日寇陷通城，占唐闸，当时任职于大生纱厂的陈长庚“慨然以报国卫民为己任，集有志工人，组地方自卫队，筹军费，厘计划，购枪弹，施训练，殚精竭虑”，毅然组建了一支抗日武装——工人大队，后因队伍不断扩编，改称江苏省第四区通海工人总队。在其有力领导下，这支抗日武装活跃于唐闸、四安、石港、观音山等地，通过破坏大生厂生产、偷割日军电线、袭击日伪营地等游击战方式，顽强地与侵略者战斗。同时“与国民党苏北第四区游击总指挥季方关系甚密，常听从调遣或配合作战”，为南通抗战作出了贡献。令人惋惜的是，陈长庚因长期操劳、积劳成疾，不幸于1940年夏在掘港病逝。他的离世让当地百姓与抗日同仁深感悲痛，社会各界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季方等地方要员也出席追悼大会。陈长庚勇赴国难却壮志未酬的事迹也成了一段悲壮的抗战旧话。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在城市发展与拆迁开发的浪潮中，当年的永兴镇已被现代化的厂区所取代，唯有“永兴镇”的地名并未因其湮没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它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留存至今，诉说着这里曾有过的繁华与沉淀的沧桑，让人们在现代化的喧嚣中依然能触摸到这座滨江故镇的历史脉搏。

（吴淼生提供部分口述内容，特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