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阳光穿过海门融创博物馆的展柜，在“我的九十余年”文稿上投下了柔和的光影。墨迹已随岁月淡去些许，却仍能清晰地看出遒劲的笔锋，像极了它的主人——董竹君。这位祖籍南通县六甲乡（现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闸桥村2组）的中国革命同路人，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近代杰出女企业家、女权运动先驱者、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虽然没有一天到过海门，却以承载着她人生印记的史料跨越时空回归故里，这是一场迟到的“归乡”。
　　那些泛黄的文稿、珍贵的影像，见证了董竹君在上海滩的风雨征程，如今终于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恰似远行的游子终寻根脉，也让海门的土地与这位传奇女性的生命轨迹，在光辉而又伟大的岁月里完成了一场温柔而坚定的精神相拥。当电视剧《玉兰花开君再来》开机拍摄的官宣消息掠过江海平原，这些静静陈列的史料也仿佛生发出了生命的气息，成为讲述这位传奇人物的见证。
　　馆内最动人的，是那些带着烟火气的苦难印记。1900年2月的上海（旧历庚子年正月初五），黄浦江的汽笛声穿过贫民窟，董竹君（乳名：阿媛）降生在洋泾浜边上一间破旧矮小的平房中。黄包车夫父亲弓着的脊背，做娘姨（女佣）的母亲泡得发白的双手，构成了她最初的人生底色。她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母亲不识字，父亲识字不多，他们感到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出头的日子。”全家在极其贫困的岁月里，仍然咬紧牙关，用母亲当女佣和父亲拉黄包车挣的钱作学费，在她六岁那年换来了私塾里短暂的读书时光。那些被油灯熏黄的书页，在她心里埋下“自强自立”的种子，这颗种子带着海门女子特有的韧劲，即便后来坠入苦海深渊也未曾枯萎。
　　十三岁那年的寒冬，父亲的重病碾碎了生计。为凑药费，她被卖入青楼，顶名“杨兰春”成了唱曲的清倌人。上海百代公司发行的编号35071b的《游御园》钢针唱片，至今仍能放出她甜润的唱腔。轻触唱针，悠扬的曲调在展厅里流转，那声音里没有风月场的靡靡之音，反倒藏着穿透苦难的清亮。这张唱片辗转半个世纪回到海门，成了她不甘沉沦的最早见证——彼时的她虽身陷屈辱，却在衣袖里藏着锋芒，拒绝成为任人摆布的玩物。
　　革命党人夏之时的出现，曾让她以为看到了救赎。面对“花钱赎身”的提议，十五岁的她坚持“我又不是东西，再说以后我和你做了夫妻，你一旦不高兴的时候，也许会说：‘你有什么稀奇呀！你是我拿钱买来的！’那我是受不了的。所以，我现在无论如何不愿意你拿钱赎我……”这些话语充分展现了她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和对自由平等的执着追求。1914年那张结婚照里，她身着白洋纱法式连衣裙站在时任四川副都督的夫君革命党人夏之时身旁（夏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参与者），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卑不亢的倔强与坚定。这张照片由董家后人捐赠给博物馆，边角虽已泛黄，却清晰定格了她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赴日留学的四年里，她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最终读完了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完成了从“毓英”（丈夫给她取的名字）到“董篁”，字“竹君”的蜕变（老师为她改的名），其后进入社会她一直以字代名。而这份蜕变的根基，仍是私塾里那颗播下的种子。
　　婚姻终究没能成为避风港。1928年的全家照上，她嘴角噙着微笑，眼底却藏着决绝。夏之时秉持的“男主外、女主内”“重男轻女”等老旧观念，与她渴望独立创造人生价值的追求格格不入。尤其是丈夫失去军职兵权后意志消沉，加上办学失败后更是心灰意冷，他不仅沉迷于古董字画和赌博之中，还打坐念经、敲木鱼，并染上了大烟瘾。对病中的她与病危的女儿不闻不问，在多年积累的怨恨与矛盾冲突中最终忍无可忍，她毅然决然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返回上海独立生活直至婚姻破裂。这张全家照如今在展厅里沉默伫立，成为她与旧生活决裂的无声见证，也让观者读懂了她宁折不弯的刚烈。
　　初回上海的日子，为了生活和孩子们的读书费用，她只好拿几件普通的首饰去当铺里变卖。但苦难从未压垮她。1935年在锦江川菜馆门前的创业留影中，她衣装朴素却身姿挺拔，眼神里没有迷茫，只有对未来的笃定。馆中那枚印有“锦江”字样与她头像的代用币，曾在上海诸多场所流通，这枚铜钱般大的金属片，堪称中国女性创业史上的珍贵遗存。它从上海的旧商号辗转回到海门，每一道纹路都记录着她的商业智慧。
　　锦江川菜馆从店面设计、店堂装修、室内包厢等布置无不独具匠心，所用瓷器上都刻有专用标记——竹叶。川菜是锦江的灵魂，菜式不仅精致，而且花样繁多，并能根据不同季节、不同食客的需求对菜品进行合理的改良。管理与服务更是一流：不仅对员工进行全流程培训，而且在当时上海餐饮业普遍薪金很低，且不能按时发放的情况下，锦江却十分注重店员福利待遇的发放。在日常管理上更是细致入微：餐具必用沸水烫过，台布每客必及时更换；碗碟无油腻、玻璃器具透明无水珠和指印是硬性标准。员工统一制服，连伙计的指甲都要修剪整齐……这份极致的认真，让锦江饭店成为当时沪上餐饮界的一张亮丽名片。她在《自传》中这样描述：“锦江天天是每餐每座几批顾客，门前车水马龙，汽车停满对面空地，盛况轰动全市。连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大亨以及南京政府要人和上海军政界人物来吃饭也得等上很久”“自此锦江便逐步闻名中外，凡国内社会贤达名流、文艺、教育、工商、军政等各界知名人士，无不来过锦江，有些还是锦江的座上客，甚至世界著名喜剧电影导演和演员卓别林，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等外国著名人物，凡来上海无不到锦江品味菜肴”。
　　很少有人知道，这间名流云集的饭店，在乱世中另有乾坤。多少年来，锦江始终围绕着两个“红”——一是营业“红”，二是革命“红”。包厢的暗格里曾藏过机密文件，服务员中不乏地下党员，面对特务排查，她总能以饭店老板的身份从容周旋，俨然是大上海的“阿庆嫂”。无论是掩护或资助宋时轮、郭沫若、夏衍、潘汉年等同志，还是筹集资金捐献抗日前线以及独资创办《上海妇女》杂志等这些不广为人知的往事，无不彰显她深厚的革命情怀。锦江饭店早已不是普通商号，而是革命岁月里的红色堡垒。
　　新中国成立后，她响应号召毅然将自己创立经营的价值约15万美元的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社上交给国家，并选址华懋公寓创建锦江饭店（于1951年6月9日正式挂牌运营）成为新中国的第一家国宾馆。其后，锦江饭店接待过134个国家的500多位元首政要，其发展见证了中国外交交流的重要历程。
　　1957年全国政协会议，董竹君与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瞬间被永久定格，那双手曾揉面做饭，曾掩护同志，曾书写传奇，此刻正接受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敬意。
　　融创博物馆内汇集了各个时期、各种版本介绍董竹君的书籍、影视剧本刊物等珍贵资料。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封面上那句“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正是她一生的注脚。翻阅自传，我们看到锦江饭店的开张也源于一位敬重董竹君气魄与为人的四川籍义士李嵩高。当时李先生借给她的两千元义款，不仅帮助董竹君个人渡过了难关，也成为开办锦江的原始资本。李嵩高后来因购买枪支的款子被损友吞没，困留在日本，望董竹君资助生活费用。董不仅按月及时汇钱，还偿清两千元义款，并接济李生活费用一年有余。李嵩高感叹：“想不到反而你给我帮助很大，难能忘怀！”
　　《我的一个世纪》是董竹君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以个人经历串联起20世纪中国的变迁，记录了她九十余载的传奇人生，展现了其坚韧不拔的信念与女性独立精神。其中我们欣赏到她1936年在锦江茶室内那张雍容典雅的照片；1946年初，摄于上海凡尔登公园31号家院内，董竹君与五个子女唯一的一张团圆照等珍贵影像；1992年春在北京家中，晚年的她神态从容，岁月在脸上刻下皱纹，却把优雅与坚韧融进了气质里；1995年11月，那张四世同堂的合影充满了温馨与快乐。
　　1997年12月6日，董竹君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融创博物馆负责人谢松华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征集相关史料，从北京的藏书到上海的旧物，从后人的捐赠到收藏家的馈赠，数十件藏品串联起她从苦难到辉煌的轨迹。
　　当杨紫即将在荧幕上重现董竹君的人生，展厅里的旧物仿佛被唤醒，诉说着这位海门籍才女的一生：她是在贫瘠与苦难间长出的新芽，是在乱世烽火中绽放的玉兰，是在商业浪潮里挺立的翠竹。
　　冬日的海门，夕阳西斜，书签上的光影渐渐拉长。董竹君的精神，早已与海门的风、江海的浪融为一体。
　　题图：1916年，董竹君与长女国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