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中国电影集团南通籍一级电影导演，资深电影监制。先后就读于南通市北濠小学、通师一附、第十三中学、第一中学、南通市艺训班、上海戏剧学院。
　　我的童年，是浸在那一汪井水里的。那条唤作育婴堂巷的窄长弄堂，像老城额上的一道浅痕，藏着无数旧日光影。巷东是千年香火的寺街，巷西是名头响亮的官地街，而我们家，就蜷在北濠小学的西山墙下，墙那边是琅琅书声，墙这边，便是我儿时的另一片天地。
　　我们老宅的院子不小，前前后后总有十来间房，住着祖母、大姨奶奶、二姨奶奶，还有父亲那尚未成家的弟妹。后来我的父亲带着母亲从北京下放回到了老家，也都住进了这里。院子里种着桃树、枣树、柿子树、枇杷树，还有葡萄架和无花果。我的祖母名张元芳，巷子里的街坊都恭恭敬敬地称她一声“张先生”。她是工艺美术大师沈寿的弟子，一手刺绣的绝艺，能画能写，是新旧交替年代里一道别样的光。祖母虽然从小家境优渥娇生惯养，人称“六小姐”，但她知书达理，为人热心。建设社会主义了，祖母觉得她也应该积极参与进去。于是，也不跟我那在北京工作的祖父商量，祖母就自己做主，将家院里一口旧井深挖，并且让居委会告示邻里，当作公井。那井口，便紧贴着小学那面沉默的西墙，从此，墙内是少年人的前程，墙外，则是市井人间的烟火与冷暖。

　　井一深凿，便活了，它成了半条巷子的血脉。每日天光微亮，井台便热闹起来。木桶、铁桶、铅桶碰撞井沿的闷响和咣当，妇女们清亮的招呼与低语的笑，混着水花泼溅的哗啦，煮开一锅晨间的交响。淘米的，洗菜的，涮衣的……床被单和小褂子在井台上搓揉出好闻的皂荚气息。南通人懂规矩，再怎样，什么桶都可以上这里来吊水，唯独马桶不能靠近这口井。多少年传下来的规矩，刷马桶是绝不到这里来的，那是后巷深处或濠河边的事，那些老爹老太、婶婶嬷嬷，家家都会从井里打了水拎回去，各自把马桶洗涮干净，但那个水，只可以倒在自家的阴沟洞里，或者是院门外桑树、槐树、柳树根下，甚至可以淌在后院开拓的菜地里和爬满牵牛花的竹篱笆下。因为大家都明白，龌龊的水要是渗进了那口甜井，左邻右舍心中的那份清澈就被污染了。
　　那口井，更是我们门口那群“皮伢儿”的乐园，我的小伙伴有刘家五侯、跃侯、德侯、国庆、陈明侯、超侯……弹珠儿滚过青苔，香烟纸片在掌心翻飞，西头的兰侯在井边地上拿白粉笔画房子，小姊妹们一跳就是一个下午。冬天井口氤氲着白汽，胆大的孩子吊上一桶水，将冻得胡萝卜似的小手猛地按进去——那是一种奇异的暖，不是火的热烈，而是地心深处绵长不绝的、宽容的温和。夏天则不同，领头的三侯把网袋坠下去，兜着圆滚滚的西瓜或脆生生的香瓜，悬在幽暗的井水里。一个时辰后提上来，一刀劈开，那凉意是透骨的，带着泥土与岩石的贞静，能镇住整个暑天的浮躁。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我们小邻居之间从来没有闹过不开心，更没有拳脚相加的霸凌。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大姨奶奶，左邻右舍都很尊重她。她总是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在院子里作天作地，嬉闹成一团。
　　大姨奶奶更是这口井沉默的守护神。她命苦，丈夫不在了，儿子不在了，孙子后来也不在了，她就来照顾我那一直多病的祖母，也料理着江家前院后院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可圈可点的是，她更把一生的细致都倾注在这方寸之间。记得有个大旱之年，井水连着几日泛黄。每天晨曦未吐，她便蹑着“解放脚”起身，用一只旧瓷碗，仔细调好漂白粉的浆，轻轻地、均匀地泼进井里。那动作庄严得像一种仪式。每日日上东山，她便会盖上那沉重的铁井盖，有时还要落一把锁，怕的是无家的黄猫儿和过路的小狗不慎落入井中。大暑天，只要井台上稍稍安静，大姨奶奶就会把井盖严严地合上。她说：“伢儿们放暑假了，野厌（顽皮），别再落到井里头。”因了她这份迂，那井口吞没日月的幽深，从未酿成过任何不幸。
　　在我的印象里，大姨奶奶永远没脾气的。每天做好了家务，她就坐在老虎灶里头去弄口茶。她跟邻里们说话也是很谦和的。从小，不论我闯了什么祸，她总是包庇我，在我爸妈跟前“护短”。我特别小的时候，不愿意上武庙后巷幼儿园，几次逃学，都是大姨奶奶用一块桃酥或者是半个脆饼将我哄回去的。但有一回，老太太却狠狠地朝我瞪了眼睛。那年我好像也只有五六岁。因为弱小而且忠厚，被巷子西北头王家坝的几个“洋箱子”骂作“二姑娘”。为了证明我是男孩，我那天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在井台上当着一群顽皮小伙伴的面儿，把裤子一褪，对着井里就撒了一泡尿。这下可闯祸了！正在淘米的陆家奶奶说要告诉我妈，我被吓坏了。因为要是我母亲知道了，今天晚上是逃不掉一顿“竹笋烤肉”的。大姨奶奶听到有人嚷嚷从内院走出来，知道我这番“出息”，气得瞪着眼睛抬着手，佯装要抽我的样子。我吓得一溜烟躲进二门，隔着门缝看见大姨奶奶不停地跟来井台的婆婆妈妈们打招呼：“死伢儿不懂事，弄了一场尿。和大家打个招呼哟，下半天不用这井水了，我家里有几口大缸，盛的都是落雨天等的天水。你们都跟我到院子里去，先用缸里的水将就将就。得罪大家了……”老虎灶的王家奶奶马上打圆场：“童便，没事的，吃了还有好处……从前伢儿的尿还是一味药呢！”她的口音里带着浓浓的北路腔，一番话也算是给我圆了场。
　　老虎灶的王家，是那口井最大的“主顾”。他们从外乡来，凭着祖传的手艺在我家大门口落脚。那老虎灶整日吐着白气，几口汤锅每天咕嘟咕嘟，从平静到沸腾，全靠一担一担从我们院里挑去的井水滋养。王家爹爹挑水的扁担，在日复一日的吱呀声里，将井台的湿痕与灶间的暖雾，拧成了生活的绳索。不过我也注意过，如果天干了，井底的水少了，勤劳憨厚的王家爹爹就舍近求远，跑到远处的濠河边上去担水，一天要担20多趟呢！老虎灶门口有一口大缸，成日里盖着几条木板。那就是储水的，水是濠河里挑来的。王家爹爹说：井里水少，就下河边去挑，我开老虎灶，不能耽误了旁人家煮饭烧粥。
　　后来，仿佛是一夜之间的事，巷子里引进了自来水。那细细的铁管，通到每家每户的灶间，拧开便有清流。人们渐渐不再来吊水了，我家的外院冷清下来。井台的苔痕长得更恣意，井上面的铁盖也锈迹斑斑。它像一位功成身退的老者，沉默地望着时代的流水从身边喧哗而过。
　　再后来，爷爷奶奶高龄作古，大姨奶奶也在93岁那年归西。接着，旧城规划，老街老巷的居民们要动迁了。丈量面积时，因这口上个世纪50年代就进了院子的公井，我们家的面积丈量似乎“亏”了些。政府的相关同志和我们家商谈，负责这个事的是我的小孃孃。聊得很顺利，也很愉快。末了，小孃孃只平静地对我说：“你奶奶在世时常讲，吃亏是福。这口井，养了我们家几代人，也养了半条巷子几十年。不要和旁人太计较。”她眼里有光，那不是计较得失的光，而是从我祖上就流传下来的一种通透的温柔。

　　如今，寺街区域修葺一新，我们江家因政策也得了妥善的安置。老宅已空，寂寂的，屋的瓦楞上长着草，有时候青，有时候黄，但已没人与它作伴。我从北京或是上海回去，总要走到那里去转两圈，这些年，我导演的电影《濠河边上的女人》《三个未婚妈妈》《靠近我看见你》，也把老家的前前后后拍了进去。每一次，我都不忘去看看那口老井。穿过那些熟悉的巷子，走进已经没有人住的旧院。井，依然在那里。井口覆着一个已经有一些脱皮迸裂的铁盖，锁已不知去向。我蹲下身，想掀开看看，手触到那没有活力的井沿，又停住了。我怕看见一井的枯寂，又怕搅动一井的往事。
　　我终于没有掀开它。我想，不必看了。那井水怎么会干呢？它一定还满漾漾的，静静地泊在时光深处，通着地脉，连着濠河，是这座枕水之城千年呼吸的一处微小的肺叶。它润泽过的那些日子——清晨的嘈杂、午后的嬉戏、大姨奶奶倾下的那小半碗漂白粉、冬日里奇异的暖、夏日里透心的凉，还有祖母那句“吃亏是福”的淡然——都已沉潜为井底最清亮的活水，在我生命的河床里，无声地流淌着，永不枯竭。那井的余温，至今仍能焐热我记忆里每一个泛凉的角落。
　　前些日子我又回了一次崇川，忙里偷闲，还是去了趟育婴堂巷。老井的井台上稀稀拉拉长着青草，只不过井盖不知道啥时候没了。我忽然在想，是不是这井水憋得时间长了，也想重见天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