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六，崇川学校女足冬训基地。下午三点的哨声将阳光切成两半，陈一鸣没有让哨音拖得太长。

190厘米的身影伫立场边，目光追随着1718梯队的20个小队员——最大的10岁，最小的刚满9岁。这支2025年9月1日正式集结的队伍，经由去年“满天星”训练营从各区县选拔而来，大多是零基础的“白板”。没有分组对抗，没有复杂配合，只有脚与球的单独对话。“小孩子要先练‘一个人能解决问题’的本事，”他蹲下身，帮9岁的胡熙瑶系好松垮的鞋带，“再学相互配合。”这是这支女足梯队的核心理念，也是冬训里他反复叮嘱的重点。

训练

鞋带系得很慢。指尖在小小的鞋结上打了个防滑结，女孩低头看，小声说：“鸣帅，你比我妈系得还好看。”

他笑笑没接话，站起来时膝盖有些响。四十五岁了，帅有什么用，帅不能当饭吃。

从清晨带队训练，到端盘送餐、检查作业，再到深夜小酌，他的一天被切割成固定段落，每一段都有女孩拖着尾音喊“鸣帅”，像一串拔丝糖葫芦。

场地中央，姑娘们轮流带球冲向他。他压低身体、侧身滑步，球就被拨走了。“重心高了。”他不说“再来”，而是自己示范一遍。这是女足梯队的标准训练课。冬训以来，每天上午9时30分到下午4时30分，她们重复这个动作上百次。作为南通足球改革试验区的试点校，崇川学校这支最小年龄段的梯队，肩负着向省队输送后备人才的重任。

“这个年龄段注意力最多集中10到15分钟，训练得不停提醒；动作要说很多遍、做很多遍，她们才可能听懂或学会。”他揉了揉沙哑的喉咙，“基本靠吼，嗓子常冒烟。”但孩子们适应很快：起初摔疼会哭，一个月后大多变得坚强；小擦碰不算伤，没大碍就爬起来继续。

马沁楠球感好，带球最猛，被断球后不服气，冲上来抢。他被“人墙”挤得站不稳，卫衣被拽得变了形，却始终没发脾气。正是这份温和，让姑娘们敢如此亲近。有人笑，有人叫，整个基地只有一个教练，所以她们只能缠着他。

休息时，朱裕嘉、丁颖慧、闫雨萱等一群“小花痴”喘着气问，“鸣帅，你当年过人厉害吗？”

“我学过力学，知道怎么算角度。”看姑娘们茫然，他笑了，“算了，说了你们也不懂。反正我很帅地过了很多人。”

她们尖叫起来。帅，但眼角有皱纹，这是她们熟悉的“鸣帅”。

这也是陈一鸣第一次带这么小的队员——从前多是中途接手的“大队员”，如今要从零起步，兼顾训练、生活、情绪与学业，他一人扛起大部分角色。

崇川学校另有一支沈培执教的大龄梯队占用半块场地，足球社团再用去一部分，陈一鸣的梯队实际只能在1/4的场地上训练。“平时基本围着这‘巴掌大’的地方转，冬训时场地空些，才敢分队打比赛。”

自2005年南通系统开展女足青训以来，20年间走出许燕露、翟晴苇等国脚。全市现有4支梯队，范佳琪执教的0910梯队成绩最亮眼，两夺省运会亚军。今年冬训，3支梯队赴广西北海，唯独陈一鸣的梯队留守南通。

“在基层当教练干的就是良心活，因为说实话，其实也是可练可不练。”队伍成立半年，梯队装备只有20多个4号足球和十来个训练标志盘，孩子们也没领到过一件球衣。但在这略显粗粝的环境中，他的温润是稀缺的，所以孩子们用“鸣帅”来珍藏。

吃饭

晚上6时30分，一楼食堂灯火通明。两个高个子姑娘给小队员们挨个打饭盛汤。

陈一鸣守在餐车旁，熟记每人的忌口：郭恩彤不吃蔬菜，胡熙瑶海鲜过敏。他举着手机逐一拍照，发到家长群，让每位父母看到孩子好好吃饭的证据。

这是教练必须承担的生活管理，也是“体教融合”政策下，校园足球教练的隐形职责。白天训练，晚上看自习，教练便成了“代班老师”。

为陪伴女儿丁颖慧，星月姐从如皋老家搬进女足宿舍，成了生活老师，帮忙照料全队起居。起初不少孩子不适应，夜里想家会哭，自理能力也弱，他便先立规矩。这批孩子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安徽、甘肃等地，原生家庭不同，坏习惯各异，星月姐替她们做了许多“很难从小姑娘立场考虑”的事：编辫子、洗衣、打扫、调解小矛盾，细腻又贴心。

“青菜吃完。”“鸭腿肉别剩。”他用筷子轻敲盘子，“下午消耗那么大，必须吃完。”待全员光盘，他才收起手机离开。

有姑娘喊：“鸣帅，你不吃？”“得去接儿子。”“那你几点吃？”“十点吧。”他笑笑。

他总是这样。白天属于姑娘们，后半夜才属于儿子。十点半后的安静晚餐，是他带梯队以来唯一完整的家庭时光，或许也是许多梯队教练的“常态”。

自习

晚上7时，三楼自习室暖黄灯光铺满小书桌。有人看漫画入神，有人抄古诗，有人练字，还有几个捏彩泥笑作一团。

教室后排，丁颖慧埋头做口算，《思维应用题天天练》《速算技巧》《同步作文》摊了一桌。球场上“小旋风”朱裕嘉，此刻在三年级下语文《写字表》上一笔一画练字，与白天的虎虎生风判若两人。

陈一鸣站在后排默默观察，只在必要时轻声提醒。他的嗓音不高，却有安定孩子的力量。有孩子举手问：“兔走触株的株是什么意思呀？”他走过去俯身答：“就是树桩，古代种地的桩子。”

青训教练并非教师，却要会教语文、数学、英语甚至科学。许多同行是退役运动员，文化基础有限，只能硬着头皮上阵。他是苏大物理系毕业生，能看出作业漏洞，用自己学过的知识帮孩子搭建思路。在“体育生教数学”的尴尬里，他是异类。

女足缺乏商业热度，选材难、坚持者少。出路无非两条：进省队、国家队，或以足球特长考大学。组队首日，他就告诫家长：文化很重要，完全不能丢。等级运动员证难拿，拿不到就没路走。这是他的清醒，也是选择体育的无奈。

晚上8时30分，下课铃响。“明天早上练习传球一百脚，我抽查。”

女孩们收拾书包，有人小声说：“鸣帅，明早你来吗？”他没回答，只是关灯锁门，走廊的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再过两天，这个基地就空了。

这支梯队的下一个周期，要等春天。这大概就是青训教练能做的全部：在足球淘汰率和学习压力之间，用一个人的肩膀，扛住一群孩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