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某日，我正在生产队劳动，邮递员急匆匆送来一封信。打开一看，是父亲从上海寄来的，要我准备一些证明材料，好去上海顶替他接班当工人。这真是喜从天降！
我1971年初中毕业，但当时教育资源紧缺，读高中必须经过推荐，但名额必须让给那些“根正苗红”的，我不符合条件。百般无奈，我只有随着母亲，与泥疙瘩打交道，成为一名“地球修理工”。
父亲1930年13岁时，就经人介绍去上海做学徒工，经历过多次失业、生病等磨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初进入上海第二手套厂工作。那年月，产业工人翻身得解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扬眉吐气。我们家依靠父亲的工资收入，日子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乡邻们羡慕不已。
几十年来，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年获评上海市纺工系统的先进个人。他在上海人民广场主席台上接受表彰、戴着大红花的照片一直是我们兄妹几个心中的骄傲。将来有一天也成为父亲这样的工人，该有多好啊——这，从小就成为我心中的梦想。
这一天，我终于等到了。为了妥善安置退休职工的生活，并促进工人队伍的更新，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等文件，大力推进干部、工人的退休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办法出台后，各地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制定了相应的暂行办法。随后，子女顶替制度逐步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各业的工人退休工作中广泛实行。
我的三个哥哥都已结婚成家，不符合去上海顶替接班进国企当工人的条件，轮到我是毫无悬念。1979年3月，我进入父亲所在工厂工作，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产业工人。
与我同时进厂顶替接班的，几乎清一色是女性，绝大多数被分配到生产流水线上。工厂位于上海市中心靠近人民广场的云南中路上，而集体宿舍却在十六铺码头附近。上下班没有直达公交车，我们这些小姊妹就结伴同行，在农村战天斗地磨炼过的铁脚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鸽笼般的集体宿舍，上下格子铺与乡下宽阔的大床铺真有天壤之别。上班时严格的劳动纪律、工作的快节奏，与农田劳作的相对散漫相去甚远……在老师傅的“传帮带”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较快地适应了，逐渐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
负责管理我们这些新工人的韩阿姨是一个优秀的党务工作者，成了我们的政治指导员、生活管理员。当我遇到困难时，韩阿姨总是鼓励我：“你要像老瞿师傅那样，早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半年之后，我因生产的产品质量过硬，受到车间主任表扬，心里美滋滋的。退休回乡赋闲的老父亲闻讯，来信说：“你顶替接班，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