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啖肉嫌腻”“罗绮厌俗”的当下，想起20世纪80年代，那些缺衣少食的贫苦岁月，不禁有些唏嘘。
　　有年年底，我们几个孩子眼巴巴地等着过年，等着泛着酱红色光泽的甜而糯的红烧肉，等着用浸泡好的花生一起煮熟的大鲢鱼，等着大蒜炒得焦香的猪血子……等着一年的最后几天能用美食熨帖瘪了一年的肚肠。
　　结算好工资的父亲，去村里小店结清所有欠账后，喜滋滋地攥着一把钱：“今年积余一百元钱，一百元钱呀！”父亲的兴奋也感染了我们姐弟几个，似乎可以想见，今年除夕我们一定能大快朵颐。可除夕中午，从县城风尘仆仆骑车回来的父亲，带回我家第一台电器——电唱机，也就是我们在物理课本里学到的，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插上电，只见父亲将唱片套上，把电唱头抬起来，把针头轻轻放在最外圈，一串美妙的戏曲唱词便如空谷清音般响彻我家堂屋。我们几个孩子歪着脑袋左看右看，愣是没弄明白是哪里发出的这么悦耳的曲子。父亲捏着一叠厚重的黑色唱片，像是炫耀自己的战绩：“这些都是《红楼梦》的越剧选段，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对于咿咿呀呀的戏曲，我对那几张民歌唱片更有兴趣，什么《小放牛》《龙船调》《小河淌水》啥的，基本没几天，我也能哼上几句。
　　有了音乐做伴，父亲全然不顾母亲因没钱置办年货而苦恼，又琢磨起做“红梅花”的活计。我和姐姐惊异于父亲的奇思妙想，不知冬日“红梅”从何而来。只见父亲取了几根红蜡烛，拿个盆就直奔灶膛。我和姐姐接受指令，我到后园找枯树枝，姐姐去洗空玻璃瓶。等下午我们在外面玩得意兴阑珊，父亲把我们叫进卧室，只见小小的玻璃格子窗前，粲然一株红梅花树。褐色枝条，油红玉质的梅花瓣，配上通明的玻璃瓶，远远望去，像是一幅精美的油画。“我忙了一个多小时的杰作！”父亲一脸得意。母亲从旁边走过，却气咻咻的：“你们整天就跟着你爸这样不着调，有点钱不如称点肉，有点工夫不如干点活，这些唱的看的有啥用呢？”我们不敢置喙，但那一刻，我们是站在父亲那边的。
　　很多年过去了，读了大学的我才慢慢理解“不事稼穑”的父亲，理解他在“无用”与“大用”之间为我们搭上的月光桥梁。毛姆在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说：“只有诗人和圣徒才能坚信，在沥青路面上辛勤浇水会培植出百合花来。”当我心酸时听一听黛玉的《葬花吟》，当我高兴时赏一赏清风秀荷，也许那时父亲便把“诗心”种进了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如今，父亲早已作古，但那份有声有色的年味却永藏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