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入海之处，江面开阔，水势从容。立于今日滨江步道南望，见各类货船江轮鱼贯而行，往来如织。风涛入耳，流光扑面。然而，恐怕少有人想起：四百六十年前，这片今时象征繁荣的水域，竟成倭寇长驱直入、血腥劫掠之要冲。上图：明代仇英的《抗倭图卷》（局部）。
狼山虽不甚高，却扼江海交汇之咽喉。行至山腰，可见一碑，题曰《抚台李公平倭碑》。全文近八百字，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已有两百多字漫漶难辨，唯起首数行，却字字清晰：“圣天子御宇三十九载，至化涵濡，薄海内外，罔不率服！乃衅蘖稍茁，倭夷干纪，闽越之口，吴会之境，寇患靡息。”“……于是诏巡抚都御史李公遂，节制诸军，专力控驭……”
所谓寇患，乃明时日本海寇频繁侵扰我沿海之祸。日本古称倭国，元末迄明万历，其国内崩乱，先分裂成南北朝，继入战国，大批败亡武士流离失所，勾连浪人、沿海奸商，聚为海寇。
碑所载巡抚都御史“李遂”，字邦良，江西丰城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碑文虽难通读，然《明史·李遂传》载其平倭始末甚详，参以地方史志及后人辑录，还可还原其平倭大体情节。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倭寇数千人乘海船百余艘自长江口入犯，时李遂奉命镇守凤阳四府（凤阳府、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其料定：“贼趋如皋，其众必合……由泰州逼天长、凤、泗，陵寝惊矣；由黄桥逼瓜、仪，以摇南都，运道梗矣……乃命副使刘景韶、游击丘陞扼如皋，而身驰泰州当其冲。”李遂判断敌势洞若观火：贼寇若合兵如皋，则必分二路：一由泰州逼天长、凤阳（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故乡），震动皇陵；一由黄桥窥瓜洲、仪征，则梗阻漕运，摇撼南都（南京）。遂命副使刘景韶、游击丘陞扼守如皋，自率师驻泰州，以当其冲。
事态果如其料。刘、丘二将于丁堰、海安、通州连破贼兵，驱倭寇北走庙湾（今江苏阜宁一带）。明军围之逾月，堑壕水灌，纵火焚舟，倭寇残部乘夜雨潜遁，复于虾子港遭全歼。江北倭患，由是荡平。
兵事胜算，贵在料敌先机。李遂何以预判“贼趋如皋，其众必合”？盖倭寇行踪虽诡，然亦有迹可循：大抵登陆后循内河水系深入，劫掠富庶市镇，复以舟楫载赃物、人员遁走。如皋作为漕盐转运枢纽，财富集中，必为寇所图。亦另有彼时军情佐证，方得此断。嘉庆《如皋县志·军政》载其地理形势，可见一斑：“皋邑南临大江，东连巨海，固广陵东境之要害也。嘉靖以来掘港设守备专制，置烽堠……掘港营县东一百三十里，距海大洋五十里。东、南、北三面环海，惟西一路接如皋，为倭寇首犯要地。”由此可知，如皋非唯财赋之区，实为江海之要塞。李遂察地理之要，度贼情之势，故能料敌于先，非为臆断。
明中后期，东南江海之地，倭患连年，生民涂炭。嘉靖一朝，载于史册之大患便有四次。时势维艰，亦使豪杰奋起，抗倭忠勇之士辈出。
狼五山之北四五里，有跃马横刀者雕塑立于城山路侧，此为纪念抗倭英雄曹顶所立。曹顶出身布衣，因愤倭寇侵扰，应募入伍。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千倭寇围通州，其率五百水兵城外筑栅坚守、伺机反击，苦战二十余日退敌。嘉靖三十六年（1557），曹顶追击溃逃倭寇，因雨天路滑，战马失蹄坠堑，为贼所害，壮烈殉国，时年四十有四。乡人葬之，墓后建祠曰曹公祠。现今祠虽早已不存，然地名犹传。
史籍所载倭寇暴行，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官修史志多载大略，对倭患细节少有详述。民间记述，因江海地僻，亦多散佚。惟浙闽沿海倭乱，民间记载颇丰，且为官方收录，今人得以窥见一二。《明经世文编》记嘉靖间兴化府（今莆田）倭乱惨状有如下记载：“一坊数十家，而丧者五六；一家数十人，而死者十七八，甚至尽绝者。哭声连门，死尸塞野。”清初史学家谷应泰编《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载正统四年（1439）倭寇扰浙江桃渚之酷，原文为：“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为胜负饮酒，积骸如陵。”而明郑若曾《筹海图编》，记倭寇屠城焚屋、掠财奸淫、杀婴剖孕之状，尤为骇人。束婴投沸汤、剖孕赌胜负……此等兽行，绝非人所为！观此惨状，竟与九十年前南京大屠杀之日寇暴行，何其相似乃尔。
史实表明，明中后期倭患之炽烈，实与朝廷厉行海禁之策有绝大干系。“片板不许下海”之令，致渔民、船户、盐民失其生计，海外贸易之路断绝。然一纸禁令难断既存巨利，由此武装走私集团应运而生，与日败亡武士、浪人一拍即合，“天时地利人和”，内外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倭寇言语不通、地理不熟，赖沿海奸商为向导，故能长驱直入。然而，“核心战力”者，乃日武士、浪人。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有“真倭”“假倭”说。假倭者，以闽浙沿海流民、奸商、海盗为主，剃发易服冒充，为“从倭者”，十居其七八，多为胁从，畏战怯阵，遇敌易溃，常作协从与后勤。“真倭者”，日本武士、浪人也，十居其二三。其凶悍善斗，惯“跃步突刺”，烧杀掳掠，剖腹挖心，视生民如草芥，以残害平民为趣，不知忠义为何物，所过之处，生灵涂炭，虽犬之不如。
“倭寇”一词，于明时家喻户晓。闾巷小民有隙，多斥对方为“倭寇”，以其为阴森可怖、至凶至恶之谓。其时皆以为用词之毒，无出其右了。而孩童夜啼，父母常恫之曰“倭寇至矣”，啼声立止。
其实，“倭寇”之名，东晋已见。清末吉林省通化市出土《好太王碑》，乃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高句丽长寿王为其父好太王所立。碑文言及彼时东北、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倭人关系：“十四年甲辰（404），而倭不轨……要截荡刺，倭寇溃败。”有学者以为，此乃“倭寇”一词最早出处，自此，“倭寇”便屡见于史籍。由此可见，倭之成“寇”，历史悠久，早已“声名显赫”。
今时江流依旧，逝者如斯。繁华江岸，早已掩去昔日烽烟。唯平倭残碑寂然伫立，曹公祠名代代口耳相传，共同照见那段江流血色。历史并非无声，它以斑驳文字与地名记忆，道尽治乱兴衰之深刻镜鉴。残碑照水，鉴往知来，此中深意，至今仍叩击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