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工作调动，又刚完婚，便从生活了20多年的郊区老家迁到了城里的新窝。
也许是自己难解故土情结，或是为了减少母亲的牵挂，每逢节假日我都尽可能地回老家，除了和母亲共度些时光，以重温大家庭的亲情与欢乐外，便是送点钱给母亲。我想的是：只要她手上的钱绰绰有余，其晚年也就无忧无虑、幸福美满了。为了减少母亲的寂寞和失落感，每天能通话联系，我还在村里第一个装了家庭电话。
其实，父亲与母亲均有自己的退休金，手头也不拮据。但在我想来，作为子女时常给点钱，在表达孝心的同时，还能暗示子女们生活安稳、小家庭和睦，从而让父母们放心、高兴。父亲很早就在外地工作，难以照顾到家庭，没有什么文化的母亲凭着贤惠、勤俭、坚强，把一个布衣之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且蒸蒸日上。我每次给她钱时，她说什么都不肯拿，总是说：“你们在城里，连一根葱都要买，怎能叫你们勒着裤带过日子呢？我有钱，不要不要！”我对母亲说:“我住在城里，不能经常回来，给你点钱，想做啥就做啥，我们也就心安了……”我还找了些单位有食堂、加工资了等理由作为“不差钱”的解释，竭力让母亲收下，有时就干脆将钱悄悄放到她枕头下，结果还是被打回票的多。
我以为是母亲怕我在妻子面前吃“夹心饼”，便改由妻子把钱给她。果然有区别，母亲总能给些“面子”并高高兴兴地收下，但转过弯儿又把钱塞到我们的包里，等我们回到城里后再打来电话告知钱放在哪里了，直到我们看了后说“没丢”，她才放心地挂上电话。
对此，性情直爽的妻子埋怨母亲有些见外、不实在，母亲也有所觉察，我则用“这是母亲怜爱儿女”之类的理由做些调和，但心中对母亲的这种“知趣”也有些看法，尤其是我们每次回家，她买荤买素、忙上忙下的热情，使我有种“作客”的陌生感和内心不安。显然，在母亲的心里，只要有家存在，她就是永不退休的主角，能为儿女们尽其所能是她的职责与快乐。
我这样的理解逐渐得到了印证，最大的变化是，当我再买些食品回去时，母亲总是以这个太油腻、那个太甜为借口反对我们花钱，我们干脆把钱给她时，她变得“手软”起来；已很少使用的缝纫机开始频频转动，那些可换钱的针线活儿她常常做到深更半夜……那年春节前夕，我们照例回家过年，母亲悄悄把我拉到她房间，翻着箱子要我帮她看样东西，我接过褪了色的红布包包打开一看，是两张存折。母亲说：“不知哪张折子已到期了，你看是再存银行好还是买个金首饰给你们？”还像孩童似的神秘而得意地一笑，“我们老两口在家没什么花销，聚了这点儿钱防防老，若是你们搬房子、人情往来要开销什么的还可贴补贴补；你现在还年轻，以后上有老下有小，负担可大着呢……”母亲扶着那个奶奶留下来的上了包浆的老杉木箱，叙说着她那深藏着的心思。我却不忍再听下去，泪水也模糊了双眼……
沉默片刻，我一字一句地说：“妈，你已劳苦了一辈子，犯不着这样操心了……”还没等我说完，母亲便给我个不屑一顾的眼神，摇着头说：“到底是男人家呀，哪晓得做娘的心。”说完包裹好存折，重重地锁上箱子，转身就走了出去。
望着母亲那瘦小的身影，我第一次作出了一个坚决且“不孝”的决定：必须“断供”，从此不再把钱给母亲！对子女而言，钱或许能替代些什么而获得轻松；对于母爱来说，钱无异于是增加的债务，越多越是让母亲还不清。钱抵偿不了亲情，买不到幸福……
吃完年夜饭后，我望着母亲洗碗抹灶、屋里屋外忙碌的身影，那些辛勤劳作、爱子如命的生活场景在眼前历历回映，母爱的光泽亮堂了老屋、温馨了年夜，但又纠结在我何以报答感恩的心房。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此后我的生活也在生儿育女、锅碗瓢盆的交响中变奏演绎，而唯独不变的是我对母亲“绝情”的“断供”！这岁月的长河里，我几乎上瘾般阅读了屠格涅夫的《麻雀》、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朱德的《母亲的回忆》、胡适的《我的母亲》、郭沫若的《芭蕉花》以及散文家王宗仁的《藏羚羊跪拜》等描写母亲、讴歌母爱的中外名篇，在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上汲取了母乳般的爱的精华，深为自己没有用钱去“买断”孝道与亲情的供应链而庆幸。
而今，母亲已年逾九十，我也年过花甲，我又回归到母亲的身旁，买菜做饭、同桌共餐、其乐融融，那些流淌在皱纹里的笑容灿烂了母亲慈祥的脸庞、美满了我幸福的心房。当我在迟暮的时光中深情地刻录下这些文字时，回望人生历程，感到自己在天下慈母的大爱中，悟读着“事亲以敬，养亲以乐，孝之真谛，在于心行合一”的心灵之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