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名人、学者都有自己读书的体会，教育部中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教授与众不同，提出“用三只眼睛读书”，即：“第一只眼睛要仰视，敬畏创建优秀文化的先辈；第二只眼睛要平视，把优秀作品的作者当成朋友对话，研究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第三只眼睛要俯视，当我们有了一定积累后，敢于去审视文学大家的作品，这不是挑剔，因为谁都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之心，也是与先贤对话的坦诚之态，更是超越前人的勇敢之举。
　　仰视经典，是阅读的起点，更是对文化根脉的敬畏。当我们捧读《诗经》，那些“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质朴诗句，承载着先民最纯粹的情感与对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劳作之余吟唱自然、赞美爱情、慨叹命运，用最简洁的文字勾勒出生活的本真。我们仰视这部诗歌总集，不仅是因为它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先河，更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最初的精神底色。
　　同样，当品读《红楼梦》，我们敬畏曹雪芹的才华与毅力，更敬畏他在困顿中依然坚守的文化理想。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中国的典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我们必须怀着敬畏之心去阅读、去传承。”这种敬畏不是盲目崇拜，而是对先辈智慧的尊重，对文化传统的珍视。
　　平视作者与作品，是阅读的深入，更是与先贤的心灵对话。经典之作所以不朽，在于其背后蕴含的生命体验与心路历程。平视作者与作品，就是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创作的初衷与情感的寄托。当我们阅读苏轼的诗词，不应只惊叹于“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迈，更应了解他屡遭贬谪，却依然乐观豁达的心境。乌台诗案的磨难、黄州的孤独、惠州的清贫、儋州的荒凉，都没有击垮苏轼。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风雨中拄着竹杖、穿着草鞋的身影，感受到他内心的坚韧与豁达。
　　又说，当我们阅读李清照的词作，不应只沉醉于“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婉约，更应体会她从幸福少妇到孤苦老妪的命运变迁。靖康之变的战乱，让她失去了丈夫赵明诚，失去了心爱的家园，从此颠沛流离。“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道尽了晚年的孤独与悲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展现了骨子里的刚烈与爱国情怀。在与他们的对话中，我们不仅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也更能汲取他们生命中的力量。
　　俯视审看，是阅读的升华，更是超越前人的勇气。任何作者都无法脱离所处的时代及语境，其思想认知、价值判断难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所谓俯视，并非居高临下的挑剔，而是以清醒的理性、开阔的视野，在充分理解经典的基础上审看——既要汲取其思想精华，也要辨析其时代局限，更要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魄力，尝试突破与超越。这种俯视，是文化传承中最具生命力的环节，也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在文学创作领域，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俯视”，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鲁迅自幼饱读经典，对传统文化的优劣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敬畏古典文学的艺术成就与思想深度，同时敏锐地看到其中的时代局限：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庸之道”“等级观念”，压抑了个性解放；古典小说中“大团圆”的结局模式，往往回避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基于这种审视，鲁迅在创作中既继承了古典文学的批判精神，又突破了传统的表现形式。他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手法，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荒诞的笔触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阿Q正传》中，他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刻画，批判了国民性中的愚昧与麻木。鲁迅的作品，既是对古典文学的超越，也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新道路。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拿来的，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种“拿来主义”的本质，正是建立在对经典的俯视与审视之上。
　　再说，托尔斯泰对西方传统文学与宗教经典的“俯视”，让他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早年深受莎士比亚、雨果等文学大师的影响，对《圣经》等宗教经典也有着深入研究。但随着阅历的增长，他开始反思传统文学与宗教的局限性，莎士比亚的作品虽然情节曲折、人物鲜明，却往往缺乏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传统基督教教义中的“原罪论”与“救赎论”，过于强调神的力量而忽视了人的道德自觉。基于这种审视，托尔斯泰在创作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和艺术风格。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巨著中，既继承了传统文学宏大的叙事风格，又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呼吁人们通过内心的善良与正义来改造世界。他的作品不仅是对传统文学的超越，更是对人类命运和道德思想的深刻思考，影响了后世无数文学家和思想家。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阅读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我们坚持“用三只眼睛读书”，将会在阅读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