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百度信息：苏轼1037年1月8日生于四川眉山苏家老宅；1101年8月24日卒于江苏常州孙氏宅。他一生留下约3200首诗词。苏轼10岁已能写诗、作铭、题咏。照此推算，苏轼在世64年中，平均每年撰写诗词近60首，在历代诗人中是留下诗词作品最多的作者之一。尤其是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五首，更是千古绝响。其中许多诗句，被前人和今人视为人生指南。

苏轼的人格与成就，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的“多言”。他的“多言”，是朝堂上不肯缄默的直谏，是对民间不忍沉默的悲悯，是他笔下难以掩饰的赤诚。苏轼的磨难与坎坷，亦归咎于他的“多言”。就因“多言”，他被推入文字狱的深渊，被朝廷一贬再贬，先后流放黄州、惠州、儋州，尝尽了宦海沉浮的痛苦。却也让他踏遍江湖、贴近苍生，听见百姓心底的呼声，写下无数映照民生的诗篇，终成宋代文坛上最耀眼的星辰。

苏轼的“多言”，最先带给他的是无妄的迫害与生死的考验。

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轰轰烈烈，朝堂之上非新即旧，党争愈演愈烈。多数文人或趋炎附势，或明哲保身，唯有苏轼不肯随波逐流。他并不反对变法的初衷，却目睹新法在底层执行中的弊端：青苗法强制放贷，盘剥农民；盐法严苛，百姓食无盐；差役扰民，民不聊生。面对这些乱象，他不愿缄口不语，一次次上书直言，又在诗文中直白讽喻，将民间疾苦与朝政弊病和盘托出。

熙宁四年，苏轼出任杭州通判，目睹江南秋雨成灾，农民颗粒无收，却仍要缴纳重税。于是，愤而写下《吴中田妇叹》，“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字字泣血，道尽农民的绝望；他在《山村五绝》中写下“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反映青苗法让农民辛苦劳作，却难以谋生；“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直指盐法严酷，百姓连食盐都成奢望。这些诗句，本是一心为民的赤诚之声，却被新党官员视为眼中钉。他们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将苏轼的诗文曲解为“诽谤新政”“讪谤朝廷”。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例上奏《湖州谢上表》，文中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本是自谦之语，却被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等人抓住把柄，弹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随后，御史台从他的诗文中搜罗“罪证”，掀起了北宋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七月二十八日，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吏卒如捕盗贼般押解入京，关押在乌台监狱一百余天。狱中，他遭受严刑逼供，受尽凌辱，数次濒临死亡，甚至写下与弟弟苏辙的诀别诗，“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字字句句皆是绝望。

这场因“多言”而起的迫害，几乎断送了苏轼的性命。最终，因宋太祖“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加之王安石、苏辙等人求情，苏轼才侥幸活命。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书公事”，形同流放。曾经的文坛领袖、一方知州，一夜之间沦为罪臣，这便是“多言”带给苏轼最直接的伤痛。可即便身陷囹圄、九死一生，苏轼骨子里的刚直不阿从未磨灭，他的“多言”，从未因迫害而停止发声。

乌台诗案后，苏轼的“多言”化作了他流放路上的脚印，让他相继漂泊黄州、惠州、儋州，一路被贬，直至贬到天涯海角。然而，这种流放与漂泊也让他真正走进了民间，听到百姓最真切的心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晚年的自题，将流放岁月视为一生功业，只因这三州的漂泊，让他脱离了朝堂的浮华，贴近了大地的脉搏，让他的“多言”不再是朝堂的空论，而是扎根于民生的“实话实说”。

首贬黄州，是苏轼人生的低谷，也是他与百姓相融的起点。初到黄州，他无官无俸，生活困顿，“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与底层百姓过着同样的苦日子。他褪去士大夫的光环，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目睹黄州百姓的艰难：当地溺婴陋习盛行，“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初生辄以冷水浸杀”，惨状让他“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即便身为罪臣，无权无势，他仍“多言”敢为，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痛陈溺婴之恶，援引律法要求禁止陋习；又牵头创立“救儿会”，倾囊捐出微薄俸禄，救助被遗弃的婴儿。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与百姓同呼吸的农人，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源于对百姓疾苦的真切感知。

再贬惠州，已是暮年的苏轼，依旧不改“多言”之习。虽然只干了两年八个月，又是一个“安置”闲官，却做了大量民生实事。例如：修桥筑堤，解决交通与水利；推广先进农具，减轻农劳，增产增收；施行医疗与民生救助；为财税和民生建言，他上书广南东路提刑、他的表兄程子才，要求废除苛政，反对“两斗算一斗”，按市价折算税粮，减轻农民负担。他写下多篇诗文，“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让惠州荔枝名扬天下。

三贬儋州，已是天涯海角，苏轼年近花甲，“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却依旧心系百姓。他在儋州办学堂、教农耕、改变当地落后的习俗；他与黎族百姓朝夕相处，写下“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打破民族隔阂，倾听少数民族的心声。流放之路愈远，他离朝廷愈远，却离百姓愈近；“多言”带来的苦难愈深，他对民生的体悟愈真。这三州的漂泊，是他“多言”带来的惩罚，却也是命运的馈赠——让苏轼的文字不再局限于朝廷的风月，而是扎根于大地，承载起百姓的悲欢离合。

苏轼的“多言”，最终沉淀为笔端的诗篇，让他写出大量反映百姓疾苦的佳作。他的诗，因“多言”而有温度，因亲民而有力量。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苏轼的诗词，看见的不是被贬谪的失意，而是字里行间的忧民意识；我们品读苏轼的人生，看见的不是“多言”带来的苦难，而是不甘沉默的初心。苏轼用一生证明，真正的伟大从不是明哲保身的沉默，而是心怀苍生的“多言”。这“多言”，让他历经磨难却依旧豁达，让他漂泊一生却永被铭记，让他成为宋代文坛不可替代的丰碑，让他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苏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