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三一八”斗争：青年运动史上的悲壮篇章

（黄波）

“三一八”斗争是南通地方党史重要事件，也是青年运动史上的悲壮篇章。1946年3月18日，为揭露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图谋，中共地下组织在国统区南通城组织群众运动，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游行示威。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残酷镇压，秘密逮捕和杀害了8名青年，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南通爱国青年的斗争得到广泛声援和支持，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一、白蒲事件成为斗争导火线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但国民党反动当局以和平谈判为幌子，不断制造摩擦，暗中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即《停战协定》）在重庆签署。同时规定国共双方领导的武装均须于1月13日晚12时起停止冲突。为实施停战协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成立，先后向全国各战区派出36个执行小组。

就在《停战协定》生效的当晚，国民党第71军所属部队就向我驻白蒲驻军发出挑衅，进而野蛮进攻，于1月15日强占白蒲，并在周边乡村肆意烧杀。白蒲事件发生后，南通解放区军民立即向社会各界揭露国民党军破坏停战的真相，同时积极寻找和平解决冲突的途径。在解放区军民的一再要求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为监督停战令在华中的执行，决定军事调处执行部淮阴执行小组到实地调处。淮阴小组的美方代表为邓克中校，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为肖凤岐上校，共产党方面的代表是韩念龙上校。淮阴执行小组一行16人自淮阴南下，3月15日下午抵达如皋城。

3月16日，海门、如皋等四县代表19人，向执行小组递呈和平请愿书，如皋县参议员、白蒲人民代表徐浩泉陈述了国民党军队进犯白蒲的经过，揭露了国民党白蒲镇镇长胁迫居民作伪证的卑劣伎俩，并向执行小组递送了白蒲人民遭受损失的调查书。21日，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徐浩泉，酿成了白蒲血案。

二、中共地下组织在南通城的组织发动

党领导的文艺战线为“三一八”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被国民党接管的南通城里，中共地下组织陆续控制了《东南日报》等5家国民党报纸的副刊，利用这一阵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国民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在中共南通地下党的领导下，进步文艺社团青年剧艺社演出了《夜店》《原野》等进步话剧，多次组织文艺晚会，吸引众多文艺青年参加。

青年剧艺社社员合影

执行小组到达南通前，南通城工委接到华中一地委指示：要警惕敌人可能在淮阴执行小组来南通时，利用御用的团体伪造民意，如果发生，应予瓦解。为此，城工委即派王敏之于3月15日进城，向地下党各支部作了布置。党员和积极分子要求通过欢迎执行小组，组织游行示威，以表达南通人民争取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3月17日上午，青年剧艺社等进步团体联合成立了南通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钱素凡、顾迅逸、钱健吾、谢铮、理锡麟、戴西青、任哲维7名理事。为筹备第二天欢迎军调处执行小组，7名理事即为筹备委员，下设总务、交际、联络、宣传四股，分工落实具体任务，讨论通过了向执行小组的公开信。因此这个会议实际上成为向执行小组请愿的筹备大会。在参与筹备活动的人员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如钱健吾、孙和、李连钊等。

三、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

1946年3月18日上午，南通文协和各中等学校学生1000多人整队出发，经西大街、端平桥，沿途高呼“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反对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机关”等口号，走到大码头，沿马路排列，等待执行小组。

雨中请愿 侯德剑画

虽然天气寒冷，细雨蒙蒙，但群众情绪高涨，文协会员钱健吾、陶应衍当场创作了歌曲《坚决等待》进行教唱。下午5时多，执行小组的车队才到达南通城外大码头。在江北剧场（今更俗剧院）转弯处，游行队伍冲破国民党士兵的阻拦。队伍来到执行小组下榻的桃之华旅馆门口，要求会见执行小组。几经交涉，3个青年代表进入旅馆，递交了请愿书。美方代表口头答应出席第二天文艺协会举行的茶话会。当晚，青年学生举行游行，还特地到国民党县政府、县党部和警察局门前示威。

3月19日下午，茶话会在南通女子师范礼堂举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执行小组成员一个也未能出席。后经反复交涉，才同意随执行小组来通的新华社记者吴青、樊发源出席。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南通青年勇敢地向新华社记者揭露了国民党在南通城的黑暗统治和伪造民意的把戏。

四、震惊全国的南通惨案

南通青年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执行小组还未离开南通，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决定用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来压制人民对和平民主的要求。毫无人性的国民党特务于3月23日首先密捕了南通文艺协会领导成员顾迅逸和进步青年郑英年、孙日新，于24日将他们杀害。3月27日，青年记者孙平天被特务残害后投入长江，数天后遗体浮现江面被发现。4月4日，文艺协会会员季天择、记者戴西青、南通中学进步教师钱素凡、进步青年罗镇和4人又相继被捕，于次日被残忍杀害，抛尸长江。

国民党反动当局一手制造的南通惨案，震惊了全国。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南通惨案》的社论，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人民的自由权利在哪里?——抗议南通大血案》的社论。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南通惨案，指出这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股反动的逆流。

惨案发生后，南通青年分别在华中解放区和上海揭露真相，争取支援，以制止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杀人，并给坚持在南通城内的民主力量以鼓舞和支援。华中解放区各县成立了“南通惨案后援会”，上海《民主》《文汇报》等报刊连续刊登《为南通惨案告各界人士书》《记南通血案》等文章。4月11日，南通青年还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各界人士报告南通惨案详情，向全国呼吁，制止国民党当局的法西斯暴行。招待会上，知名人士马叙伦、郑振铎、周建人、章乃器、许广平、赵丹、顾而已等纷纷发言，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

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南通惨案，使南通国统区人民和解放区军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罪恶本质。南通地下党组织也通过总结，提高了领导国统区人民开展合法斗争的策略水平。南通青年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斗争，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历史启示照亮我们前行

（李红霞）

1946年，我父亲李连钊作为地下党的联络员，南通中学地下党支部副书记，参加了“三一八”斗争及其后援斗争的过程。认真学习父亲90岁高龄时写下的回忆文章，不仅知道了“三一八”斗争的全过程情况，还得到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是志士的英勇。面对白色恐怖，面对一路上国民党设置的三重铁丝网，面对荷枪实弹的敌人，明晃晃的刺刀，爱国青年们毫不畏惧，置身凄雨寒风中，“不怕肚子饿，坚决等待”。地下党文化支部书记钱健吾现场作词，陶应衍作曲，创作并教唱《坚决等待》，鼓舞了士气，激励大家英勇顽强地斗争。

二是信念的坚定。3月18日示威游行后，文艺协会领导成员顾迅逸得知有被捕的风险，仍然对妻子说，他不能走，已经有了儿子。如果牺牲后，可变卖家里的房产。记者孙平天也发现有人盯梢，当得知三人失踪后还四处奔走，坚定地说“不能离开，走了一个人就少了一份力量”。他们在被捕后面对酷刑，仍严守秘密，保护了党组织（顾迅逸、孙平天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员），表现出对争取民主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我父亲等部分地下党员和已暴露的进步青年辗转上海，做好“三一八”斗争的后援工作，扩大斗争的影响力。

三是党的领导。这也是斗争影响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三一八”斗争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对当时形势的研判，还是对斗争策略的研定，以及后续斗争的宣传后援，都在中共地下党的坚强统一领导下，这是“三一八”斗争的内核所在。

据我父亲回忆，1946年“三一八”斗争前，城工委书记王敏之受地委洪泽同志指示发动了一批进步青年进城。3月15日在濠南别业二楼召开秘密会议，王敏之传达了地委的指示，要求抓住执行小组来通的契机，展开与国民党的斗争，我父亲也参加了这次会议。3月16日王敏之指示，要成立合法团体——文艺协会，统一开展行动。3月17日南通文艺协会成立。3月18日，在文协的统领下举行了游行。惨案发生，孙平天的尸体浮出江面被发现后，青年学生群情激愤，要抬尸游行抗议。新到的城工委书记认为损失会更大，在城工委安排下，地下党员和部分已暴露的进步青年分批转移上海，继续后援斗争。所以说，整个“三一八”斗争是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有理、有利、有节、有效的斗争。

父亲生前常常告诫我们，不能忘记先烈付出的牺牲，任何时候都要听党话，跟党走。我们身处非常幸福的新时代，更要坚定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共同建设繁荣昌盛的祖国，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青春热血成火炬

（孙攻艺）

在南通“三一八”斗争中牺牲的八位烈士中，有多位从事新闻工作，其中就有我的大舅——孙平天烈士。

大舅孙平天1925年5月生于上海。1942年来南通《东南日报》任记者。他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参加了民主运动，跟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巧妙的斗争，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1946年2月被《东南日报》解雇。在中共地下党的引导下，他又设法进了《新通报》任记者，兼本埠新闻编辑并编副刊《蜗牛》。在这期间，大舅积极投入“争和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参加欢迎执行小组的游行请愿。

桃之华旅馆

大舅孙平天不畏强暴，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立场坚定，与顾迅逸、郑英年、孙日新、季天择、戴西青等进步青年参加“要求和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在1946年3月18日游行当天，他与其他2名青年一起作为代表进入桃之华旅馆，要求美方代表邓克接见。正是由于像我大舅孙平天一样众多爱国人士的争取，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解放区的真相才最终大白于天下。

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狗急跳墙，秘密绑架残杀进步青年。我的大舅孙平天于3月29日在天生港附近江面被人发现尸身，当时尸体被铅丝捆绑，挖眼割鼻，惨不忍睹！大舅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化作星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诠释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和心系家国的赤子担当。

孙平天烈士的事迹，是刻在南通历史上的红色印记，更是激励我们这些革命后代不断前行的精神火炬。21岁，本是青春绽放的年纪，他却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

我们要把缅怀之情化为奋进之力，坚定理想、勇担使命，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砥砺前行，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建设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盛世中华！

学史明理收获多

（钱炜）

80年前，我的父亲钱素凡和其他进步青年一道在党的号召下，为人民争取和平、民主而献身。作为烈士后代，我十分珍惜这段光荣历史，致力于“三一八”斗争历史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近三十年来，在市委党史办、市教育局等单位指导支持和众多同志帮助下，我先后出了4部专著：1999年参与编辑《钱素凡文集》；2009年编著《非常人的常人——钱素凡研究文稿》；2016年编著《教育名士·文化战士·民主烈士——钱素凡研究文稿续集》；2016年受委托主编《三一八斗争暨南通惨案资料》。第五部专著也即将出版。

我在史料编纂中收获很多，尤其对“三一八”斗争的性质与历史定位的认识不断深化。南通“三一八”斗争提出的“要民主、反专制”“要和平、反内战”，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义，也是全国人民的正义呼声。南通的进步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在这场斗争中走到了时代前沿，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作坚决的斗争。这场斗争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和假民主、真独裁的真面目，以血的代价激励大批青年加入革命队伍，也教育了广大群众，觉醒了中间派，促进了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而且，促使美国暂停对华军事援助，客观上为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创造了条件。南通“三一八”斗争已经突破一般意义的学生运动、地方事件，作为全国性有影响的事件记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史料收集整理，属于基础性研究。累计已整理80万字的“三一八”斗争资料和293篇钱素凡遗文，这些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依据。科学利用好这些资料，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思想武器，可以拨开思想迷雾，正确辨别是非曲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深学透“三一八”斗争这一党史、革命史中的重要篇章，可以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更好地走进历史真相，获取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父亲钱素凡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曾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南通中学。他认为，“教育这桩事业，其精神是民族主义的，其理想要哲学化，其方法要科学化，其关系要伦理化，其手段要艺术化”。我们今天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最终目的是讲好红色故事，传承优良传统，为社会公众提供精神滋养，更要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把好航向，真正让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位于市烈士陵园内的南通“三一八”斗争烈士纪念碑

父亲和其他“三一八”斗争牺牲烈士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是我一生的财富。如今，可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他的遗作已经大部分收集，研究文稿不断丰富，已经成为我们永久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