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娘——我从小就这么叫她，生于1928年6月6日，本在城市长大，十九岁时经人介绍，嫁给了在乡里教书的父亲（父亲当年创办学堂，担任老师），从此成了农民。

我的母亲一生辛劳。她孩童时代只上了一年学，后来因为外婆要经常外出挣钱养家，她便辍学在家。小小年纪就淘米做饭、收拾家务，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嫁给父亲后，为了挣几个工分，农活竟也一样样全学会了。这对于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女子来说，是多么不易。除了田间劳作，母亲还要操持家务，一家七口的一日三餐，靠她张罗。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常饿得围在灶台边转，嘴里喊着“饿了”，母亲就在灶台前忙个不停，嘴里应着“快了快了，马上开饭”，那声音是我们童年最安心的慰藉。

家里猪圈里常年喂着猪，猪食大多是我母亲做的。铲子翻动猪食盆的声音，伴着猪急不可耐的嗷嗷叫声，给生活添了几分忙碌的气息。母亲白天劳累，晚上还要就着昏黄的灯光纳鞋底、缝补衣物。冬天寒风凛冽，母亲手脚冻裂出一道道深口子，涂点“蛤蜊油”，用胶布缠紧，继续干活。夏日炎炎，田间劳作回来，衣衫早已被汗水湿透。她就是这样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停歇。

我的母亲心地纯良。她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五个孩子。那时家里一个月难得尝一次肉，偶尔煮点肉或别的好吃的，母亲总把碗推到我们面前，让给我们吃。我们让她也吃，她就说：“我不吃，我不喜欢吃。”家里来了客人，父亲陪客人说话、留客人吃饭，母亲就默默在厨房里忙碌。母亲也常去看望她的母亲，叫我跟着一起去。还没到外婆家，远远地，母亲就对着外婆家喊：“娘奶，我来了！”那一刻，她快乐得像个孩子。夏天，城里亲戚来我家玩，母亲就很高兴地到地里掰玉米、砍芦稷，还带着几分歉意说：“农村没啥好东西，就这些了。”母亲从城市来到农村，一辈子没和生产队的人红过脸吵过架，待人始终温厚善良。

我的母亲做事认真。有老板来生产队招人，给海里捕捞上来的剥皮鱼剥皮冷藏，母亲也参加了。结果干活时鱼刺扎进了指甲缝，手指都肿了，她还是坚持把事情做完。家里养过一只黑猫，夜里黑猫要生小猫，母亲就守在旁边给它接生。那只黑猫也总爱围着母亲转，喵喵叫着。后来黑猫失踪了，母亲难过了好一阵子。

我的母亲很聪明。她不时去自由市场卖点菜、卖只鸡、卖双袜子，贴补家用。虽然只读过一年书，但卖东西算账时，她心算特别快，从不出错。母亲也曾跟我们说，她摆摊的地方，旁边住着她以前的同学，那个同学后来当了老师。她不无惋惜地说：“如果我继续读书，说不定现在也当老师了。”母亲也能写些字。有一回，她用纸包好菜子，想写上“菜子”二字，让我帮她写。我故意逗她说我不会写，没想到母亲认真地说：“你不写我写。”她真的拿起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了“菜子”，字迹虽有些歪歪扭扭，但却让我惊讶。

母亲十分疼我，大概缘于我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为家里穷，所以这份疼爱也很朴素和有限：不过是在盛元麦粯子粉和米混煮的饭时，给我多挑一点米饭；或去外婆家时带上我，而外婆也会给我三分、五分钱；又或隔很久扯一段布，带我到生产队的裁缝家做一件新衣服……这些小事让我的童年充满了快乐与温暖。我小小年纪也很乐意能为母亲做点事：夏秋季，母亲在田间劳作，到下午三四点钟，我拎着装有泡饭和咸菜的竹篮送到田头；母亲缝补时，我帮她穿针；母亲走夜路，我牵着她的手，怕她眼睛不好跌跤……

我上大学后，每个假期回家，母亲都满心欢喜，拉着我絮絮叨叨诉说她的开心与不开心，往往还没等我安慰她，她就先问我：“饿不饿？”又转身忙着做饭去了。每次我离家返校，母亲总往我行李里多塞些吃的、用的。有些东西我用不上，往外拿，母亲又坚持往里塞。虽然每次离家都和母亲有这样一场“拉锯战”，可每当我渐行渐远，回头望见她依旧伫立在家门口的身影时，心中满是感动与惆怅。

在外地工作后，每次打电话回家，母亲都要和我说几句，还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的耳朵渐渐不灵了。有时我在电话这头大声喊：“娘，你听得见吗？”电话那头却只传来她疑惑的声音：“怎么不说话？”后来我回家，给她配了一副助听器，刚开始效果很好，她能听清我们说话。可她戴着觉得不舒服，总用手抠下来，慢慢也就不戴了。

母亲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眼睛基本失明，耳朵也几乎听不见，生活不能自理。每次从外地回家，看到母亲蜷缩在藤椅上，听不见、看不到，我心里十分难受，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她年轻时高挑的身影、清秀的脸庞，和她悉心照顾我们的情形。

2025年2月1日，我的母亲、我的娘，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6岁。她是我永远怀念的最亲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