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街头那家茶馆，木板门，旗杆上挑着一个褪色的“茶”字。里头摆着几张八仙桌，漆色驳落，如老人手背上的斑。茶是粗茶，三块钱一碗，添水不要钱。来喝茶的都是附近的人：退休的干部、做小买卖的、泥瓦匠，还有整天闲逛的老人。他们各找各的位子，像各找各的家。

靠窗那张桌子，常年坐着机关退休的老人。其中一位据说当过镇长，如今退了，可说话的腔调还在任上。他们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像钉子钉进木头，稳稳当当。他开口，别人就听着；他端起茶碗，别人也端起茶碗。偶尔有年轻人进来大声说话，他们便停下来，目光齐刷刷扫过去，年轻人就矮了半截，声音也跟着矮下去，似被风吹低的草。

角落里有张桌子，坐着几个泥瓦匠。他们说话大声，荤素不忌，笑得也敞亮。可若是靠窗那张桌子有人咳嗽一声，他们的嗓音立马低了，宛若潮水退潮那样，不自觉地退下去。那声咳嗽不是命令，却比命令更管用，那是多年养成的骨头里的规矩。

有一回，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到靠窗那桌去了。他是镇上新来的办事员，大概是想表现表现。刚坐下，老镇长就问他：“你父亲还好吧？”年轻人说好。老镇长点点头：“我跟你父亲共过事，他是个实在人。”就这么一句话，年轻人整个下午都没怎么敢出声，只低着头喝茶，茶喝完了也不叫添水。那句话像一张网，轻轻罩下来，他便动弹不得。

我想起小时候在丰利，吃饭时分，大人一桌，小孩一桌。大人那桌说话，小孩这桌不许出声。偶尔大人高兴了，叫某个孩子过去说句话，那孩子便涨红了脸，讷讷地说不成句。等回到孩子这桌，才又活过来，叽叽喳喳的。可耳朵还是竖着的，听大人那桌在说什么。那时候不懂，现在想想，饭桌就是社会，碗筷之间全是规矩。那规矩不用写在纸上，却刻在每个人的脊梁骨上。

茶馆后面有个小天井，种着一棵石榴树。有一次我路过，看见茶馆老板和一个收废品的蹲在那儿抽烟。老板平时在店里很少说话，总是闷头烧水、倒茶、收钱，脸恰似一块用旧的抹布。可这会儿他话多起来，说儿子考上了县城的中学，说学费太贵，说老婆身体不好。收废品的就听着，偶尔点点头，偶尔吐一口烟。他们的烟卷不一样，老板抽的是带嘴的，收废品的手里那包烟价钱至少要少去十块。可蹲着的姿势是一样的，说话的语气也是一样的，都是那种累了一天之后的疲惫，那种没人听也得说说的无奈。

我忽然觉得，天井才是他们说话的地方。正屋里不行，那是给客人坐的，桌椅都有尊卑；柜台前也不行，那是做生意的地方，每一句话都连着钱。只有在这天井里，在石榴树的阴影下，他们才是平等的，才能说些真心话。可这种地方太少了，少得如同沙漠里的泉眼。

有一次，我在县城开会。会场上，主席台上坐着几个人，台下坐着上百人。台上的人说话，台下的人记笔记。有个年轻人举手提问，站起来的姿势太急，把椅子碰倒了。他脸红红地说完，台上一个人笑了，说：“年轻人，别紧张。”这一句话让全场都笑了。年轻人坐下后，再也没抬过头。我不知道那个年轻人后来怎样了。但我记得那种笑，那种居高临下的、宽宏大量的笑。那种笑本身就是一个地方，一个让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别人在哪里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站得太急是错，说话脸红是错，连紧张都是错。

茶馆里还有一个常客，是个写毛笔字的老人。他很少说话，来了就坐在最角落的位子，要一碗茶，摊开纸笔，慢慢写。有人凑过去看，他也不抬头，有人夸他写得好，他也不应声。有一次，我坐在他旁边，问他：“老先生，您怎么总坐这儿？”他抬起头看我一眼，说：“这儿清静。”我后来想，他说的清静，大概不只是环境，更是位置。角落有角落的好处，没有人来跟你比高低，没有人要你附和，也没有人嫌你声音大或声音小。在角落里，你可以和自己说话。

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说话的地方吧。不在茶馆，不在会场，不在任何分得出高低的地方。在心里，在笔尖，在没人看见的角落里。可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得在茶馆里坐着，在会场里坐着，在那些规定了音量、语速、词汇的地方坐着。坐久了，就忘了还有别的地方；坐久了，就成了那个地方的一部分，连骨头都长成了那个地方的形状。

离开茶馆，天正在下雨。老街湿漉漉的，倒映着昏黄的灯光，像一幅被水洇开的旧画。我走在街上，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下，一下，跟谁说话一样。可我知道，雨天声音传不远，也落不重，刚好够自己听见。雨声是最公平的，它不问来处，把一切都裹进同一片混沌的声响里。有时候想，人与人是一样的，可人与人怎么会一样呢？一个人说什么话、跟什么人说、在什么地方说，好像都是固定好了的。只有这雨声，这无人所闻的脚步声，还暂时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