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雨水多。大年初八开始落的。细细的，密密的，没有要停的意思。母亲说，这雨好，不大不小，养庄稼。院子里的菜薹前天还矮矮地贴着地，今早一看，竟蹿得老高，顶上的花苞鼓鼓的，眼看就要开了。

母亲又说，想老家了，想鹿汪呢。这样的雨落着，田里的麦子怕是要绿得滴下油来。

鹿汪村地处海安西北里下河，和东台、姜堰挨着。鹿汪的春天是有些脾气的，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头一礼拜，雨丝像绣花针似的往土里扎，冷得人又翻出了厚外套；下一礼拜，日头却毒辣地晒着，麦苗都蔫了神，软塌塌地垂着头。天上的云呢，像泼翻了墨，一团一团地堆着，灰的，淡灰的，更深些的灰，在风里慢慢地走。走着走着，忽然裂开一道缝，露出的天蓝得发脆，一天比一天深，像是有人在后头不停地泼着靛青的染料。

云在天上画，河就在底下影着。鹿汪河总是不声不响的，把天上那些闹腾的、变幻的，都一丝不苟地拓下来。水波一动，那画就活了，晃悠悠的，看得人发痴。你望着那样的天、那样的水，心上那些沉甸甸的东西不知怎的就轻了些，仿佛也能跟着云，飘一飘了。

细雨迷蒙的清晨，河边的人影是闲不住的。倒笼拎起来，水珠哗啦啦地淌，里头银亮的虾、青灰的鱼便蹦跳着落在桶里，劈啪作响。大的攒着卖钱，小的用咸菜黄豆一煮，那鲜味能顺着喉咙一直熨帖到心里去。桂哥有他的法子，头天在河湾僻静处沉下些旧轮胎、破篮子，次日清早去起，轻轻地、极有耐心地一提一抖，便滚下一地的青壳螺蛳来。村里老话讲，“清明螺、赛大鹅”，这时候的螺蛳最肥，籽也少。养在清水盆里，滴几滴香油，看它们缓缓探出身子，吐净腹内的泥。剪去尖尾，热油里和酱一爆，或是滚水里一汆做汤，起锅前淋一小勺白酒，“嗤”的一声，那股香气冲起来，能鲜掉人的眉毛。

各家的菜园子也跟着醒了。锄头翻开的新土，蒸出一股潮润的、腥甜的气息，混着草根的味道。苋菜籽、青菜籽，撒下去没几天，就怯生生地顶出两瓣嫩黄。黄瓜、四季豆的藤蔓最机灵，见了芦竹搭的架子，便缠缠绕绕地攀上去，一天一个样。过些日子，那一片浓绿里，就会星星点点地爆出些鹅黄、淡紫的小花，像别在绿绸子上的碎扣子。

河岸的桑树是春天最心急的信使。新叶没舒展开，青豆似的桑葚就急急地挤出来。它们长得飞快，昨日还是青的，今日便泛了红，再一日就紫得发黑了。熟透的禁不住风，扑簌簌地往下掉，有的在泥地上“啪”地溅开一朵紫花，有的刚落水，便被跃起的鱼儿“咻”地接了过去。我们叫它“桑果儿”。那时节，苹果是稀罕物，这满树的深紫，便是上天赏赐的零嘴了。放学后，常和发小阿俊蹲在桑树下，仰着脖子找那最紫最亮的，摘下来也不擦便送进嘴里，汁水染得嘴角、指尖都是紫的，像戏台上的丑角。有时我们使劲摇树干，看水下鱼群争食的憨态，再用桑果穿了钩，能钓上好多傻乎乎的翘嘴白。

春夜的雨，是上天压低了嗓子的呢喃。先是三两滴，试探性地落在瓦上，“嗒，嗒”，清清脆脆的。接着便密了，连成了线，织成了帘，将整个鹿汪都笼进一片沙沙的、湿润的宁静里。灶膛里的火苗矮矮地跳着，映着大人们的脸，一半明，一半暗。他们说着庄稼的长势、邻里的琐事，声音低低的，混在雨声里，听不真切，只觉着那语调是平的、缓的，像门外涨了水的河，平稳地流着。

我和阿俊趴在窗边的账桌上，玻璃被雨气洇得模糊。我们凑近了，呵一口气，那白雾便氤氲开来。用手指在上面写，他写一个“春”，我写一个“雨”，水汽凝成珠，顺着笔画往下趟，流到一处，混在一起，再也分不清了。我们便压着嗓子，轮流背课本上的句子，声音轻得像是怕惊动了屋里那一片昏黄的暖，也怕惊动了窗外那一片无边的、沙沙的雨声。

然而，春雨的温柔到了清晨便显出了它的分量。小路被泡得酥软，每一步踩下去，黑泥都像有了生命，紧紧地吮住胶鞋，拔脚时带起好大一块泥泞。若是不小心滑一跤，两手撑地，左手是泥，右手也是泥。河边的风是斜的，吹得油纸伞歪歪扭扭，伞骨沉甸甸地压在肩头，像一只固执的、冰凉的手，非要把人往泥里按。可我们还是要走，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挪。心里知道，雨总会停，太阳总会出来，路总会干。肩上那道被伞压出的红痕，火辣辣的，也会慢慢淡去，变成皮肤上一道浅浅的、痒痒的记忆。

许多年后才慢慢明白，生命里的雨原来也是这样的。她带来长夜湿润的慰藉，也让清晨的道路充满泥泞。她既滋润万物，也让人步履艰难。但或许正是因为这潮湿的重量，我们的脚底才学会了在滑腻的路上慢慢站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