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人泪流满面。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军旅歌手刘和刚演唱的《父亲》就是这样的艺术精品。每当《父亲》旋律响起时，感恩与愧疚感油然而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出生在南通县一贫寒农家，几间草房，家徒四壁，几亩薄田，供养着兄弟姐妹八人，生活十分拮据，温饱都成问题。直到1948年，渴望读书的父亲才到南通县东社小学上学。小学毕业后，他又到南通市第三初级中学读书，1955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班级军体委员。他1956年他考入南通县三余速师班。他1957年～1960年就读于南通师范。那时的师范生免学费，包吃住，毕业后安排教师工作。父亲借此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又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懂事的父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课前认真预习，上课专心听讲，踊跃发言，课后及时做好作业，各科成绩名列班级前茅。学习之余，父亲还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与体育锻炼，曾被评为校劳动模范，获“大炼钢铁”积极分子等称号。1960年毕业后，他先后到南通县济凡农中、七甲小学、五甲小学任教，给学生上语文、算术、农知、体育等课，并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父亲具有扎实的师范专业基础，对教师工作充满热情，对学生关爱有加，很快就成为骨干教师。1972年，因工作需要，父亲调四安中学任专职体育教师，退休前夕又转到垦南初中任教，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父亲既平凡又非凡。他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凡人，拥有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每周要上二十多节课，工作日要带领师生做操，每天都要面对家庭烦事，生命在这种日常中静静流淌；但平凡中又有不平凡。这种不平凡源自职业的崇高。当班主任时，他和风细雨地托举学生的成长；当小学教师时，他润物无声地为学生释疑解惑；在四安中学教体育时，他给学生讲解与示范动作要领，组织学生参加各类赛事，曾获得过全县亚军。

父亲很“抠门”，家里的事精打细算，自己穿补丁衣服，却对学生都很大方。有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辍学，父亲上门苦口婆心做工作，并慷慨解囊。有几个考体校的学生因运动体能消耗大、寄宿伙食差，父亲常常带这班考生到家里“开小灶”，帮他们补充能量，圆了大学梦。

父亲既清贫又富足。年轻时，父亲到南通师范读书时，因买不起车船票，经常带着烤红薯往返几十里。碰到雨天，父亲舍不得脚上仅有的鞋子，往往赤着脚走完这段路，到家时双脚红肿。艰难困顿的生活既锻炼了他的体魄，又磨炼了他吃苦耐劳的品性。成家后，父母微薄的工资收入既要负责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又要赡养双方的老人，常常是捉襟见肘。有时家里碰到急事难事，内向的父亲还要红着脸向同事借钱。父亲中年以后，四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家里经济条件明显改善，但他仍省吃俭用，一件中山装穿了十多年，补了又补；一辆自行车骑了二十多年，风里来、雨里去。

与物质上清贫不同，父亲精神上却很富足。父亲教了一辈子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与赛事技巧，成为启发后来者的精神财富。大孙女南通师范毕业后也当上了老师，从祖父那儿学到不少东西，很快成为教学骨干。他辛苦几十年，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向社会输送了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父亲的言传身教给子女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在双亲的庇护教育下，四个子女茁壮成长，无论是当兵入伍，还是穿上警服，无论是担任公职，还是自谋职业，都传承了父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与人为善的基因，都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担任领导干部。

父亲是忙碌的，肩上挑着教学与家庭两副重担，从教室转到厨房、从操场转到农田、从晨曦转到黄昏、从青丝转到白发。每当东方露白，父亲就会起床生火做饭，为一家人准备早餐。他七点左右到操场带领寄宿生跑步做操，开启一天的工作。他白天上课，晚上辅导学生、操持家务。因为家安在学校，只有三间宿舍，六口人住在一起比较拥挤。但父亲总会把屋内打扫得干干净净，那间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宿舍成为儿女们最温暖的记忆。工作之余，父亲还要到老家种田，把几分田打理成“百菜园”，家里蔬菜自给有余，不时赠送同事分享。父亲与人为善，主动帮助同事，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

父亲虽然忙忙碌碌，但并不迷失方向。即便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父亲也苦口婆心地开导学生，只有知识改变命运，叮嘱学生要打好文化基础。高考恢复后，父亲更是尽其所能，践行教书育人本分，托举农家子弟考取大学。对个别有心理障碍的学生，父亲结合所学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知识耐心开导，帮他们摆脱心理阴影。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父亲宁可自己受委屈、挨批评，也不昧着良心说瞎话，更不诬陷他人。父亲对长辈十分孝敬，经济赡养、情感陪护、日常照料一应俱全，成为有口皆碑的好人。

200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时意外地发现了恶疾。2006年6月，父亲因病不治离开了我们，至今已有二十个春秋。二十年时光既长又短。言其长，这二十年时光能让门前的小树长成参天大树，能让孙辈子女茁壮成长；言其短，父亲慈祥的面容仍清晰地刻在心里，叮嘱的声音还在耳边回荡，那束温暖的光仍在激励我们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