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南路，盘道弯弯。我随着游人往上走，眼里看的，心里想的，却全是石头上的字。
　　要说泰山石刻，那是多得数不过来的。从秦泰山刻石起，汉唐气象，宋元风骨，明清文采，一直到民国的新声，两千多年的人们，把自己要说的话錾在石头上，錾得满山都是。这些字，大的如一间屋子，小的像指甲盖，有的站着，有的躺着，有的歪着，有的斜着，有的被风雨剥蚀得只剩下几道浅浅的印子，像老人脸上的皱纹，诉说着说不尽的往事。一路走来，就像翻一本没有页码的石头史书，每一页都沉甸甸的。
　　走到快活三里，我忽然站住了。在一块不起眼的石头前，刻着几行字：“光绪六年四月望，浙江提督、卢江吴长庆入觐道此，偕乐平彭汝雲、崇明杨安震、通州张謇登岱及顶。”通州张謇——这不是我们南通的前贤吗？这位后来的状元、实业家，当年三十来岁，随吴长庆进京觐见，顺道登泰山。我仿佛看见他穿着长衫，站在这里喘气歇脚。那时候他还不是状元，还不是那个办大生纱厂、建师范学校的张季直，只是一个跟在长官身后的年轻人。但他站在泰山半腰，往上看，云遮雾绕，不知前路还有多少台阶；往下看，来路蜿蜒，曲曲折折地隐没在松涛里，心里该是有些想法的吧。也许就在那一刻，他懂得了什么叫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
　　再往上走，过了对松山，我在朝阳洞北的崖壁上，找到了那两个字——“松门”，题刻位于朝阳洞北，摩崖高200厘米，宽200厘米，大字径75×80厘米，采用行书体书写。这一题刻是泰山石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徐蔚的书法艺术和泰山自然景观的融合。落款是“南通州徐蔚”。这是两个行书字，写得秀逸中透着劲健，像江南的竹子，看着秀气，却韧得很。笔画里有水的温润，又有石的坚硬。我站在那里看了许久。徐蔚是谁？史料里他的记载不多，只知是清末民初南通州人，大概是八品县丞一类的小官。但这两个字刻在这里，一千多年来，泰山石刻以帝王封禅、官府记事为主，庄重得很，雄浑得很，忽然冒出这么两个秀秀气气的字，倒像在一群山东大汉中间，站着一个江南书生，斯斯文文地笑着。
　　我看着这两个字，忽然想起岑参的诗句：“竹径厚苍苔，松门盘紫藤。”徐蔚把这“松门”两字刻在这里，怕也是想到了这首诗。泰山松多，五大夫松、处士松，都赫赫有名，他却偏偏取了“松门”二字——门者，非阻也，乃通也。是松间的门，也是心上的门。他把家乡的情致，带到这北方的山里来，让北国的松，也有了江南的韵致。
　　快到南天门的时候，我累了，坐在石阶上歇息。抬头看，满山的石刻，这一块那一块，像山长出的苔藓，又像历史摊开的册页。泰山石头硬，硬得能扛住两千年的风雨；南通人的字却软，软得像水，硬是渗进了这坚硬的石头里，在每一道裂纹里流淌。
　　忽然想起另一位南通人——徐宗干。这位南通人的骄子，生于清嘉庆元年（1796），字伯桢，又字树人，自幼饱读诗书，嘉庆二十五年（1820）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他初入官场便被派往山东，历任曲阜、武城、泰安知县，在泰安知县任上一待就是十年，以清廉惠民著称，深得百姓爱戴。此后又迁高唐知州、济宁知州、兖州知府，一路擢升，直至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官居一品。《清史稿》里记他“有政声”，寥寥三字，却是对一个读书人一生最高的褒奖。
　　他在泰山留下的痕迹，比徐蔚、张謇都要深。道光年间做泰安知县时，他在岱顶孔子庙里摹刻了米芾所绘的孔子像，恭恭敬敬地题了跋，落款“知泰安县事南通州徐宗干熏沐谨识”。他还在孔子崖题过一副对联：“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语上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宜若登天然。”上联集《论语》，下联集《孟子》，把孔子的学问比作登山，越往上越难，越往上越高。字字都是石头般实在的道理。那恭恭敬敬的八个字里，是一个南通人对圣贤的景仰，也是一个外乡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但最让我感慨的，不是他题的字，而是他做的事。泰山最早的刻石——秦始皇二十八年李斯所书的秦泰山刻石，历经两千年风雨，到清乾隆年间碧霞祠失火，刻石就失踪了。嘉庆二十年有人在玉女池中找到残石两块，只剩十个字，嵌在东岳庙壁上。道光十二年，东岳庙墙坍塌，徐宗干这位南通人，“亟索残石于瓦砾中”——那个“亟”字用得真好，是急急的、慌慌的、不顾一切的。他赶紧在瓦砾堆里找那几块残石，找到了，嘱咐道人搬到山下，嵌在岱庙碑墙里，还写了跋，记下这件事。那一介书生在瓦砾堆里翻找的身影，比任何赫赫战功都更让人动容。
　　我在岱庙里看到过这块残石，玻璃罩着，只剩九个半字，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薄雾看两千年前的月光。可就是这几个模模糊糊的字，是泰山两千多年石刻的源头。如果没有徐宗干当年在瓦砾堆里扒拉那一下子，恐怕连这九个半字也没了。有时候想，历史就是这样，靠一些有心人，在瓦砾堆里，在时间的灰烬里，把那些快要湮灭的东西，轻轻地捧出来。
　　这位徐知县，还做过一件有意思的事。泰山顶上碧霞祠原先有一方玉印，刻着“天仙照鉴”四个字。有人说是秦朝的，有人说是宋真宗的。道光八年，徐宗干把这方印的印文刻在碑上，还写了一篇跋。他考证说，这印不是赐给碧霞元君的，而是宋真宗祭告泰山时用的，用完就埋在地下。他在铭文里写道：“有灵在天，无欲则仙。照尔善恶，鉴尔蚩妍。”
　　“照尔善恶，鉴尔蚩妍”——刻在石头上的字，真的能照见善恶、鉴别美丑吗？我想起徐蔚的“松门”，张謇的随行题名，徐宗干的护碑、考印。这些南通人，在泰山的石头上留下痕迹，与其说是在“照鉴”别人，不如说是在留下自己的心迹。他们把自己那一刻的想法、那一刻的心境、那一刻的景仰，錾进石头里，让后来的我们，在某一刻抬头时，忽然看见，忽然明白，忽然觉得隔着那么多年，还能触到一点温热。
　　山顶风大，吹得人站不稳。我站在玉皇顶，往四下里望，齐鲁青未了，真真切切。山下的泰安城，炊烟袅袅，人间的烟火气，飘上来，和山上的云气混在一起。山下那些石头上的字，这时候是看不见了，但它们都在，像这座山长出来的苔藓，像这座山生出的皱纹，像这座山做过的梦。
　　下山时，我又经过“松门”那两个字。夕阳斜照，把那两个字照得金灿灿的，像两扇虚掩的门，等着什么人去推。我站了一会儿，想：这些南通人，千里迢迢来到泰山，在石头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图什么呢？徐宗干护碑，是怕古人遗墨湮灭；张謇题名，不过是记一次游历；徐蔚写“松门”，大概只觉得这两个字好看、合景。他们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会有一个同乡后辈，站在这两个字前，想这么多有的没的。
　　但也许，这就是石刻的意义吧。刻的人走了，看的人来了；刻的人想什么，不重要了；看的人想什么，刻的人也不知道。只有石头还在，字还在，像一座桥，跨过时间，把不相识的人，轻轻连在一起。石头不说话，字也不说话，但站久了，就能听见一点什么——是风的低语，是云的叹息，是那些刻字的人，隔着岁月，想说又没说完的话。
　　我慢慢往山下走，满山的石刻，在渐暗的天色里，像一只只眼睛，静静看着来来去去的人。我看着它们，忽然觉得，这些石头上的字，不管是秦朝的篆书，还是清朝的行书，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无名小卒，都在说同一句话：我来过，我看过，我想过。然后，它们就留在那里，替那些人，一直看下去。
　　月光泻下，泰山静了。只有石头，和石头上的字，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