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午清明，午睡初醒，茶过三盏，偶读罗荣兄篆书前贤“酒阑琴罢漫思家，小坐蒲团听落花”七言诗句小品，心神渐觉安顿从容，颇感作者丰厚无垠之创作激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到一股清旷之气沛乎其间。这一种感觉的由来，据自我揣想，盖因罗荣兄于创作之初“文字之构思，悉在心中”，所谓“胸有成字”，故能心境萧散、怡然自得，兼以其临习唐代李阳冰铁线篆法日久功深，是以心境闲散与技法娴熟，此二者兼备具足乃能达成的缘故。

东汉蔡邕于书法理论著作《笔论》中尝言“欲书先散怀抱”，犹言书法创作之先，须要襟怀散澹、心志平和，心无挂碍、得大自在，而后挥毫落纸，烟云万状，乃有不求工而自工之笔墨格局与正大气象。此所谓心境闲散，为艺术创作成功之重要先决条件。罗荣兄其人，闲静沉笃、不慕荣利，数十年来沉潜于书法篆刻艺术创作中，并不屑于与时流争竞比量，其心境早已淡泊宁静，是以发为笔墨文章，每能随意挥洒而寂然无累，且无不悉臻妙境，此皆缘于其人“怀抱尽散”之故。

唐代李白于五言长诗《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中，倍加颂扬其从叔李阳冰之精神气度与书艺才华，中有句云“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可见倾倒之至；北宋僧人释适之于所著《金壶记》中亦称许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是以李氏之篆书，当其生前身后，皆享有盛名美誉。概而言之，李阳冰铁线篆能承接秦相李斯篆书之余绪，进而发扬光大，以开唐代篆书之新风，其根本在于笔法淳劲、骨力畅达，可以当得此道第一手。前贤评价李阳冰之篆书，谓“虫蚀鸟迹语气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崇高华岳语其峻”，殆为极中肯之言。

就技法层面而论，罗荣兄创作此幅“酒阑小坐”篆书小品，严格遵循并承继李阳冰铁线篆及玉箸篆之经典代表作《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碑》等作之鲜明特点，兼有阳冰圆活姿媚与李斯方圆廓落两者之优长，运笔命意，法度森严，于遒劲之中饶有翩然逸致，其线条遒健稳实、结体颀长瘦劲、点画婉曲翩然，既如垂柳之摇曳生姿，复似行云之舒卷开阖，俨然游龙行空、天马腾骧，深得“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妙趣。尤其是在篆体结字方面，因罗荣兄精擅铁笔、名闻海内，所与交游师友既广，所见商周上古钟鼎铭文及鸟虫篆书等古文奇字极夥，闻见广博、会心不远，故其临阵创作时自信裕如，每能信手拈来、左右逢源，随处点染生春。诸如此幅中之“思”“琴”“罢”诸字，即适度采用钟鼎铭文及鸟虫篆中之古字并稍稍变化以出，尤其是“思”字之整体以及“罢”字下半之“能”，线条婉曲流动，顾盼生辉，不独古意盎然、奇谲可观，且极富现当代美术之装饰性趣味。当代台湾著名书画家吕佛庭先生力倡“文字画”，其意在于书法创作中掺入美术绘画之造型，用以别开生面，另辟蹊径。罗荣兄此作，乃于充分汲取李阳冰“运笔如蚕吐丝、骨力似绵裹铁”之铁线篆技法外，更能融会贯通并化古出新，亦隐约透露出些许“文字画”“鸟虫书”的风貌面目，此尤为可喜处。盖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当互为作用，方能在艺文创作中超迈流俗、不同凡响，希冀罗荣兄今后能执着葆有此一份学思互济的定力，定当能于书法五体创作中独树一帜，不使书名为印名所掩也。

据罗荣兄自述，在此幅作品之创作中，力求于全篇之内达成情感抒发与理智控制的平衡状态，收放求其适度得当，气象求其雍容典重。当其在书写每字中间之竖笔与两侧对称笔画时，每每“屏气凝神”，心无旁骛，以求一气呵成。“屏气”乃指暂时抑制呼吸，促使心神贯注不移，语见《论语·乡党》，孔子“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重在表现夫子庄重恭敬之心理姿态；“凝神”则指聚精会神，即将精神注意力凝结于一点而不分散，语见《庄子·达生》，是所谓“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之哲学阐述。就我之赏鉴观点而言，罗荣兄之笔墨技法固已能深得前贤之精髓三昧，而创作中恭谨不苟之情境状态，更可谓庶几相类，此尤为难能可贵者。

篆书创作的关键枢纽，端在于情感与理智二者之中和调适，书写过程则重在身心协同、心手双畅的极致专注状态。时当草长莺飞、春和景明之良辰佳日，得静心赏读罗荣兄此帧“酒阑小坐”篆书小品，真仿佛如坐春风，其间恬然物外之意趣，可谓无尽意，亦是我辈沉浸于书画赏析之一大享受。

丙午二月，于双枇杷馆东窗夜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