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地处长江入海口，扼长三角江海联运之要冲，这座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城市，其航空事业发轫于九十多年前。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全国国立飞行场建设方案，明确分三期推进建设，其中第三期为“海州（按：今连云港）、淮安、南通、台州等二十区，限（民国）十九年（1930）九月完成。”但计划未能如期落地，直到1933年8月，由交通部批准、中航公司建造的一座小型飞机场在唐闸十万步荡竣工，才正式掀开南通航空事业发展的第一页。而接踵而来的三余机场的规划与夭折，则成为南通航空史上一段被尘封的往事，深藏着近代江海大地的航空梦与时代遗憾。

一、国防布局，择址南通定三余

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便于空军飞行、筑牢国防屏障，国民政府启动各地军用机场修筑计划。南通三面濒江临海的“牛角梢”地形，使其成为兼具江防与海防功能的战略要地，也成为此次机场规划的关键节点。

1934年年初，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指示军政部航空署“限期修筑苏省各（军用机）场”，署长徐培根即刻“分别派员赴各县协同办理”，南通军用机场的勘建工作自此拉开序幕。据《申报》记载，当年3月，“航空署派委赵中一于九日莅通，当赴唐闸河口地方勘飞机场，以便（军用）飞机渡江时停落”。

离开唐闸河口后，赵中一又前往南通东部沿海区域，“会同县政府建设局，勘择适当地址”。据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文记录，徐培根根据赵中一的勘查汇报，于3月17日复电蒋介石，称其他机场规划照旧，“惟南通机场因选定余东镇地区，与启东相连，故启东一场拟即缓筑”。由此可见，经过勘查比较，南通机场场址当时已选定余东。

场址一经择定，江苏省政府随即下发令文，饬令南通县府严格遵照航空署电文要求，即刻着手机场修筑事宜。彼时的机场建设已然箭在弦上，看似即将步入实质施工阶段。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就在南通县府接令筹备机场建设的当下，选址突然出现变动，原本拟定的余东镇地区被替换为三余区的海晏镇。其实，3月31日《申报》的一则不显眼的简讯已透露出这一变化：“航空署为便利空军在长江下游飞行起见，特（决定）在南通设立大规模飞机场，派赵中一勘择结果，决在三余东余镇附近圈地拓筑”。东余、海晏两镇均属三余区，其中东余镇位于三余镇东、海晏镇南，与海晏镇更为接近，而余东镇在三余镇东南约20公里，距离较远。

4月15日《通通日报》报道称：“中央飞机场，已经航空署派员赵中一来通，勘定三余区之海晏镇，占地宽方八百米……地价及建筑费，共需四万四千四百七十六元。”时因财政拮据，南通县县长程毓喦不得不“以款项万分支绌，特呈省府请款”，后经省主席陈果夫批复，确定由省款承担建设费用，并表示“日内即将派建设厅技正胡文藻来通勘察，以便兴工”。

二、选址反复，民情激愤起波澜

为抢抓工程工期，时任南通县建设局局长周可宝推出就地征工的举措，向县府提议借用当地农工，先行填筑海晏镇飞机场场地。其呈文称：“建筑该场工程，限期至为短促，且转瞬农忙，招伕困难，亟应及早兴工，以免贻误时机。惟现建筑经费犹未奉令确定之际，不得不设法借用当地农工，先事填筑，所有土方工资，拟暂发给签盖县印之领款证，以备将来经费确定，再行凭证领款。”同时，他还提出由三余区公所负责征集人伕，建设局先行垫支测勘、监修、印刷等杂项费用，待工程完竣后统一造册上报核销。该提议经程毓喦县长批准，转呈省府备案。海晏场址的筹备工作由此得到进一步推进。

客观而言，因当年“海晏乡系荒漠未垦之田，并无沟渠，交通既便，工程简易”，加之所选荡地为王氏“一姓大地主（所有），收买极易”，故海晏确是当时建设机场的最优选址。

不料，就在海晏场址即将兴工之时，机场选址再度生变，官方突然推翻此前决议，决定将机场改筑于三余西乡（今三余镇新民村一带）的民田之上，有说法称此次变动系海晏地主买通航空署王委员所致。

但这一决定随即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对。三余西乡的田地是当地乡民历经二十余载辛劳开垦而成的熟田。在近代南通沿海开发进程中，乡民围垦造田、开沟通渠，将荒滩涂地整治为肥沃良田，这些土地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相较于海晏的荒瘠之地，若在此建机场，将直接损毁大量耕地，导致乡民生计无着。为此，西乡乡民“曾于建设局测勘时，出为阻止”。

随后，当地民众更是扶老携幼前往三余镇请愿；还推举代表徒步赴南通城区，面见南通区专员郑亦同申诉诉求；同时致代电（“快邮代电”的简称，即邮寄快信）蒋介石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等多名官员，请求介入救济。其中，致南昌行营蒋介石的急电，由西乡乡民八十九人在地主黄振家的领衔下联名发出，文中痛陈：“南通飞机场曾经核定海晏乡荒地，讵王委员……推翻前案，朦请变更，改用附近熟地，民等六百余口，生计断绝，恳求电饬暂缓兴工，迅派公证人员会同省、县府秉公复勘，民等死亦瞑目，迫切待命！”字里行间满是西乡民众的无奈、急切与不屈的抗争。

三、复勘定址，机场夭折梦难圆

乡民的持续请愿与联名致电，让三余机场选址之争引起了上级官方的重视。三余区区长费君侠也向县府呈报，“请予采用荒地，俾事半功倍，易于实现，国防民生，两有裨益”，呼吁兼顾国防建设需要与民众生计。6月12日，军政部正式回复黄振家等具呈人，告知其“静候核办”，一场关乎国防规划与民生利益的选址博弈迎来了一丝转机。

7月16日，受军政部航空署委派，南京飞机场场长杜裕源抵达南通，全权负责机场场址的复勘工作。在建设局局长周可宝、三余区区长费君侠的陪同下，杜裕源一行人乘车赴海晏乡原定场址视察，三余西乡乡民闻讯后，六百余人自发聚集于三余镇北桥（自三余镇往海晏的必经之地），手持香火请愿，甚至纷纷下跪，只为保住他们赖以生存的熟田。经费君侠下车劝慰，告知大家杜裕源此次前来将秉公勘察，乡民们方才起身前往区公所。杜裕源也现场向乡民喊话，“首述飞机场之重要与注意工程，因事关国防，关系重大”，承诺“当注意民众痛苦”，并应乡民要求，于当日午后赶赴三余西乡实地勘察。史料记载，此次杜裕源对海晏与三余西乡两地的复勘工作“至为详密”，力求在国防规划与民生诉求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8月13日，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来函送达三余，明确宣告“三余飞行场址，经蒋委员长最后决定，仍设海晏乡原址”。这场牵动着军政部航空署、江苏省府、南通专署、南通县府及当地民众的选址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西乡乡民的不懈抗争换来了场址的复归，海晏荡地再度被确认为机场场址。

令人遗憾的是，随后关于三余机场建设的记载便戛然而止，这场牵动多方的大规模机场建设也随之悄然夭折，未留下任何实质开工建设的记录，关于其夭折的具体原因亦无从考证。事实上，这一结果与当年国民政府诸多国防建设计划的命运相似，受经费短缺、政局混乱、规划仓促等多重因素影响，那时规划于南通的要塞建设、沿江防御工事等国防工程也因此未能完工而沦为“烂尾”工程。江海间的这场航空梦也在近代中国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黯然破碎。若非该工程因故夭折，当年的南通早已成为坐拥唐闸、三余两座机场的双机场县，这座江海城市的航空事业发展或许会迎来一个截然不同的开端。

百年时光流转，南通的航空发展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江海大地的航空梦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不断延续。2026年3月，随着全国两会的召开，南通新机场被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跻身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关键一环。而三余机场的这段往事也成为近代中国国防建设与城市发展的珍贵记忆，静静镌刻在江海大地上，见证着这座城市从未改变的蓝天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