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包场镇竖头街的最南端连接老通吕公路，是进出包场镇的南大门，也是交通咽喉。这里整日人来车往，异常闹忙，人们便称其为“南旺头”。“南旺头”这个名字起得实在贴切，它确确实实，很“旺”。

南旺头之“旺”，首先旺在交通上。因通吕公路穿境而过，是县内外车辆的必经之路。作为通东大镇，包场的汽车班次不少，近通海门、南通，远达上海、苏州、南京。那时的汽车站就设在南旺头，三间朝东的平房，分别是售票兼宿舍、候车室和小卖部。凡是进出包场都得从这里经过。那时候公路客运还不发达，班次少，车票紧俏，外出的人常常半夜就来排队。

我大哥当年去南京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外地工作，每次回家探亲，南旺头便是必经之地。回家还好，返程买票却是一场硬仗。一般得提前三四天，半夜起身去排队。有时一个晚上买不到票，第二天还得接着排。就算买到了票，上车又是另一番苦战。车门一开，人潮汹涌，大包小包硬挤软塞，想挤上去得费九牛二虎之力。直到车轮滚动，隔着玻璃挥手作别，送行的人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南旺头还有一道独特的景观——“二等车”。所谓“二等车”，就是在28寸自行车的后座上绑块旧棉絮当垫子，后轮轴加装个“七”字形的铁踏脚供乘客搁脚。农闲时，村民们靠这体力活挣点“力气钱”贴补家用。汽车一到站，车夫们便蜂拥而上拉客。当时跑一趟，近的几毛，远的一两元，收入比种田强。那时正值“文革”，上海来外调的人多，乡下多是泥路，这“二等车”就成了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些车夫欺生，故意绕远路多收费。听说有个上海客人要去余东，竟被从正余绕了一大圈，多跑了六七里路，多挣一二元车费。唯独快七十岁的老袁，最受尊重。他人熟地熟，车技稳，价钱公道，外地人都爱坐他的车。

为了整治抢客乱象，有人想出了个法子：削了几块竹片，写上名字，再找块木板钉在墙上，板上排满小钉子。大家抓阄定顺序，按先后把竹片挂在钉子上，依序接客。从此车站秩序井然，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自我管理”模式吧。

南旺头之“旺”，还旺在货物的流通上。包场以北近海，旧时是灶地，盐碱土长不出好庄稼，村民多兼营捕捞；而通吕公路以南是沙质土，种啥长啥，盛产蔬菜和粮食。每天清晨，南部农民推着独轮车，车轮“咕噜”作响，号子声此起彼伏，穿过南旺头涌向市场。哪怕下大雨也拦不住这股人流。包场市场的山药、鲜沙芋艿、洋扁豆、黄芽菜远近闻名，加上北部海产丰饶，四邻八乡都爱来赶集。而下沙地区的万年、悦来、海洪、三阳一带，素有“装不完的下沙”之称，优质麦豆经运盐河在此中转，远销通、扬、沪上。人流带动物流，物流催生商机，汽车站附近很快开了商店、饭店、杂货店、修车行、染布店，南旺头愈发繁华。

人们铭记南旺头，还因为它浸染着红色的印记。抗战时期，南旺头海界河上的大桥是日伪运输的命脉。1944年9月的一个深夜，富余区队联合当地民兵近百人突袭破桥。桥基坚固，耗时良久，据点里的敌人发觉后用手电乱照。我方后卫虚张声势，四处鸣枪诱敌转移方向。待敌人反应过来，大桥已毁，民兵早已无踪。而在车站北侧，赵义顺染坊因位置隐蔽、老板开明，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点，曾两次营救十一区区长赵琅，百余干部在此转危为安。如今染坊虽已不在，但故事仍在古镇人口中传颂。

我与南旺头的情缘，源于生产队的“走种地”多在公路以南。农忙时节，推着独轮车载着粮草往返必经此地。累了总爱在南旺头歇脚，附近人家很是热情，端凳倒水。一次我不小心翻了车，麦子撒了一地，大伙儿赶来帮忙扶车重捆，那份质朴的温情，让南旺头在我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斗转星移，如今的南旺头早已旧貌换新颜。道路拓宽，公交频密，高楼店铺鳞次栉比，人流车流依旧络绎不绝。南旺头，真的越来越“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