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龙和母亲李遂安、革命老人朱姚（后排左一）合影↑

2026年初夏，通城人民中路邮政大楼东侧的一座古巷被装点得喜气洋洋。往北步行百八十步，71号小院里“红十四军秘密联络点”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这个院子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砖瓦都在向人们诉说着革命老人朱姚一生的传奇……

创建“联络点”

朱姚于1880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她打过零工，做过保姆，奔波于上海、南通、镇江、南京一带，最后辗转到了扬州。

朱姚原本没有名字。1908年，她与江都人朱康甫结婚，遂以夫家姓“朱”，娘家姓“姚”为名。

1921年，为生活所迫，朱姚与丈夫朱康甫从扬州迁居到南通寺街19号。他们一共生有三女一子。命运似乎注定要在她二女儿朱文英身上出现转机。

朱文英从小聪明好学，无论是在小学还是在南通女子师范，一直都是优秀生，每次考试名列前茅。1925年五卅运动后，朱文英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她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当年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南通女师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共青团女师支部成立时，她被选为支部书记。

1928年6月2日，中共南通县委在南通博物苑召开扩大会议，不料被国民党反动派发觉，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彭汉章（汪世杰）等十人不幸被捕。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南通城。朱姚十分理解并积极支持女儿的理想和行动。她动员丈夫朱康甫一起为革命活动提供掩护，动员当狱警的大女婿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此后经组织批准，朱姚毅然在自己家创建了中共南通县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联络点。许多人都没想到，这个操着安徽口音、常年裹小脚的女人竟有如此惊人胆魄。

从此，寺街19号就成了许多革命者经常出入的地方。

1929年，刘瑞龙担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1930年，他接任通海特委书记，参加创建红十四军工作，常在朱姚家召开会议，部署工作、指挥行动等。

红十四军建立后，往来于朱家的人就更多更频繁了。朱姚不惜借债、典当等来保障同志们的食宿，并帮助他们收藏文件、掩护开会等。

特别是在红十四军受到重创、革命活动遭到白色恐怖威胁的最危险时期，朱姚为防万一，与女儿朱文英商定租下更加隐秘的寺街16号（现为71号），得到了组织上“有远见，更周密”的好评。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30年1月16日清晨，朱文英在上海安迪生电灯泡厂参加领导罢工斗争时被敌人逮捕。她饱受折磨，始终不吐真情。后来，她被敌人押送至苏州高等法院监狱，染上了严重的伤寒症。1930年5月29日，只有20岁的朱文英于苏州博习医院黯然病逝。

朱文英牺牲后，朱姚全家人投身革命，全力承担起“联络点”的各项任务，在白色恐怖中坚持维护着这座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

掩护“互济会”

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成立了“中国济难会全国总会”，主要为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等（1929年12月改称中国革命互济会）。共产党人邓中夏、黄励等先后任总会主任。但这个组织屡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

由于朱姚阅历丰富，机警果敢，1931年，党组织安排她到上海掩护互济会正常运转。第二年，朱姚经黄励介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她丈夫病情最危重时，也正是特情最严峻的关口。朱姚“残忍”地让丈夫独自在医院忍受病痛，十多天后，丈夫告别人世。朱姚一边擦泪一边料理丈夫的后事……时隔不久，同志们告诉她，远在江西的毛主席居然知道了她为了党的事业不顾亲人病痛的事迹。

1933年5月的一天，因叛徒告密，法租界巡捕逮捕了我们六名同志。其中包括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邓总夏和朱姚的小女儿朱小云。别看朱小云只有11岁，可她在长期耳濡目染和妈妈的教诲下，革命意志和对敌经验都得到了超乎常人的提升。巡捕见这个孩子年龄太小，又一问三不知，就假装把她放了，却派人盯梢，以为能顺藤摸瓜。没想到小姑娘聪明伶俐（曾为红十四军军长李超时打过掩护），她采取“前门上，后门下”的方式，连跳三辆有轨电车，很快把“尾巴”甩掉了……后来，党组织让她去女子抗大学习。她1938年入党后，被派往重庆、上海、南京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据朱小云回忆，母亲朱姚还曾机智地掩护过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革命同志安然脱险。

1935年，上海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陈云等领导同志突然“失踪”，加之联系地址变动频繁，朱姚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好带着儿子朱文标回到南通。

1942年，她奉命前往敌占区从事秘密联络工作，同时让儿子朱文标参加了新四军（担任过地区指导员，在执行策反任务时不幸遇难）。

照顾“红孩子”

抗战时期，朱姚曾关心照顾过许多革命后代。其中就有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小沛，刘少奇同志的儿子刘允若。

1932年年底，组织给她送来一名3岁左右的孩子，叫毛毛。朱姚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就想让丈夫前妻的儿子朱文玉收养这个孩子。朱文玉家住扬州江都，是个弹花匠，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且自己没有生育过。朱文玉满心欢喜，立即将孩子送到私塾读书。

毛毛长到12岁时，看到父亲披星戴月地跑码头，十分辛苦，就提出想到上海去学做生意。孩子懂事又有上进心，做父母的自然求之不得。于是，朱文玉将毛毛送到上海堂妹家，由堂妹帮他找了个皮鞋店当学徒。

其实朱文玉的堂妹家也很穷，且有一大堆孩子。但她对毛毛这个孩子特别喜欢，而毛毛也与这个姑妈非常亲近。他一边在皮鞋店当学徒，一边拾破烂、卖报纸，贴补家用。姑妈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逢人便夸毛毛能吃苦。

对于朱姚是干什么的，毛毛又是怎么来的，姑妈略知一二。所以，平时一有风吹草动，她便将毛毛送到兄弟家隐藏起来，两家共同保护着毛毛的安全。

1946年，朱小云由重庆调到沪宁地区工作。她在南京梅园见到了邓颖超同志。周恩来立即安排人将朱文玉和毛毛接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再由朱小云的丈夫王必复送到南京梅园。大家一看，16岁的毛毛已经长成一个英俊少年，面容酷似刘少奇。此后，朱姚才知道，原来毛毛是刘少奇同志与何葆贞烈士的儿子。

1957年，刘允若趁暑假，从苏联回国探亲。见到父母后，他即向上海寄了一封信，上面写道：“姑母，不久前从国外回来，得知父亲文玉已去世，甚是难过……”这十多年来的抚育之恩，刘允若一直没有忘记。他在信中表达了对养父的哀思和感激之情。但他不知道的是，他也应该感谢朱文玉的继母朱姚。

据了解朱姚的同志回忆，朱姚在淮阴期间发现许多我党干部带着孩子工作，十分不便，就向组织提出要办一个儿童保育院。1946年年初，苏皖边区政府保育院正式成立，朱姚担任辅导员，曾接收过八十多名孩子。尽管朱姚在部队享受旅级待遇，但在转移时，她总是将担架让给产妇、儿童和伤员们。为此，不少人都喜欢叫她“朱妈妈”。

全国解放后，朱姚随刘瑞龙在上海居住。在华东局家属院，人们经常见到刘瑞龙搀扶老太太散步。1974年1月，革命老人朱姚病逝于上海，享年94岁。

（注：本文除访问、核实外，还借鉴和引用了“红十四军南通秘密联络点”展板，“白丁史记”，南通史志网《谢克东同志在二甲镇》《纪念“革命妈妈”朱姚》《刘瑞龙文集》《党的秘密组织——乙种组织在海启》《朱姚自传》等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