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南部地区成陆简史
据陈金渊、陈炅《南通成陆》一书考证，南北朝时期，在长江口南部，逐渐涨出胡逗洲、南布洲、东洲、布洲等沙洲。唐朝时，胡逗洲与南布洲涨接，形成大胡逗洲，“上多流人，煮盐为业”。唐乾符二年（875），设狼山镇，置镇遏使，归浙江西道节度使节制。唐天祐年间（904—907），胡逗洲与如皋廖角咀涨连，古横江逐渐消失，在今石港东形成马蹄形海湾——“卖鱼湾”。
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正月，后周克南唐静海，改静海都镇制置院为静海军。同年改为通州，领静海、海门两县，隶扬州，州治静海。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在通州设利丰监（明弘治《两淮运司志》亦称“丰利监”），辖西亭、利丰、永兴、丰利、石港、利和、金沙（“布洲场”改称“金沙场”）、余庆等8盐场。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石港场与西亭场在“曲港”（后裁弯取直为石港南头总港）处涨接。同时，通吕水脊区基本露出水面，不久，即北宋至和年间（1054—1056），东布洲与通州大陆涨接，在原东布洲北部设吕四港场。
至此，南通南部的通州和海门地区全部涨接，通州和海门沿海地区具备了修筑捍海堰的基本条件。

唐代宗时，黜陟使李承实筑堤与通州无关
最近，有人发文说，“通州旧有捍海堰，为李承实所筑”，其依据是元代《宋史》的记载。
经查，《宋史·河渠七·东南诸水下》中的原文为：“（南宋淳熙）八年（1181），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赵伯昌言：通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142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实所建。”事实上，赵伯昌这一说法是错误的：一是唐代李承实时期，不存在“通州”地名；二是盐城往南142里只能到今东台南。即李承实所筑之堤仅为南北横跨“泰州海陵和楚州盐城”的沿海地域。因此，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泰州、楚州沿海旧有捍海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袤142里，始自唐黜陟使李承实所建。”即，赵伯昌是误将“泰州”说成了“通州”。
此一错误说法后来被后世典籍纠正过来了。如明成化高宗本《修捍海堰记》明确记载：“唐大历中，黜陟使李承实任江南节度判官，自盐城筑堰直抵海陵（泰州的今东台南），绵亘（泰州、楚州）两州，使海潮不得浸淫”；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障海治绩”中，明确记载“唐代宗大历（766—779）初，淮南节度判官黜陟使李承实筑捍海塘，自盐城抵海陵县（泰州），亘百余里”。二处都具体使用了“自盐城（楚州）抵海陵县（泰州）”的记述，直接否定了《宋史》中“通州、楚州”的错误说法。
再回头看南通成陆情况，唐代宗大历（766—779）初，今南通和海门地区还是大海中的胡逗洲、东布洲等沙洲，几大沙洲与如皋大陆隔海相望，地理条件上不具备跨海连贯筑堤的可能性。“通州”一词，直到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建置后才出现，唐朝时没有“通州”一说。而《宋史》是于元至正三年间（1343年）开始编撰，至正五年（1345年）成书刊刻的。前距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560多年，元朝人对李承实筑堤的记述出现偏差亦属正常。
所以，因为史料依据错误，那种说“通州旧有捍海堰，为李承实所筑”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而且史籍明确记载李承实所筑捍海塘（堰）长仅百余里（142里），在今盐城境内，与通州一点关系都没有。

北宋范仲淹、张纶筑堤亦与通州无关
清光绪《通州直隶州志》“障海治绩”记载，北宋太祖开宝（968—976）中，泰州知州王文佑修捍海堰（所修可能是唐代宗大历初李承实所筑的捍海堰）。在王文佑修堤50余年后，即北宋天圣年初，范仲淹监泰州西溪盐仓时，倡修通、泰、海三州捍海堰。
天圣五年(1027）江淮发运副使张纶奏准修筑捍海堰，“自五年秋，越六年春堰成”（见清嘉庆《东台县志》），长143里136丈，史称“范公堤”。此堤北起刘庄场，南迄富安场。同时，为减少海潮冲击，“不与水争，酌情略向后移”（《晏溪志》），即此堤在唐代李承实所筑捍海塘的原址上，向西后退数里重新筑成。
元朝时的《宋史》、苏轼为之序并于北宋元祐四年（1089）刊行的《范文正公集》以及明代《淮南水利考》等，都记录有“通、泰、海三州”捍海堰的修筑过程。即：天圣年初，范仲淹监泰州西溪盐仓，“议筑捍海堰于通、泰、海三州之境”。同时记述了天圣五年(1027），江淮发运副使张纶修筑的、仅涵盖泰州、海州一部分海岸线（在今盐城市境内，北起刘庄场，南迄富安场。当时富安场属泰州，刘庄场属海州，后归淮安），长143里136丈捍海堰的修筑情况。
江苏沿海东南起吕四场，北达连云港（海州），海岸线长达800余里。唐代宗时期李承实筑堤142里、北宋天圣年间范仲淹、张纶筑堤143里，均在今盐城到东台之间，即北起刘庄场、南迄富安场的地方，所以，此两堤都与通州其实并无关系。至于我们所说的“范公堤”的由来，笔者将另有专门文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