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土生土长的南通人，从小就听长辈讲张四先生的故事，稚嫩的心灵早已有了张謇先生的伟岸形象。1985年，我刚满22岁，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师从祁龙威教授专攻辛亥革命史。读研期间，我研读了《张季子九录》及相关文章，陪同导师参加了由南京大学、张謇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讨论会，聆听了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心中的张謇形象更加丰满。1988年，我以《简论张謇的地方自治》一文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研究员等五位专家的好评。

毕业后，我虽从事机关工作，并在多个岗位历练，忙于党务与行政事务，但一直没放弃张謇研究，先后围绕张謇与早期现代化、张謇与近代农业转型、张謇与近代工商业、张謇与南通、张謇的企业家精神、张謇的农会思想等专题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影响。

2024年8月，我正式退休，终于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得以重拾张謇研究课题，后来又被选为张謇研究中心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肩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份责任与兴趣的驱使下，我终于有了重新归队的感觉。

在众人的努力下，张謇研究已取得重大进展，史料整理日趋完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仍有深入与提升的空间。为更好更快归队，我另辟蹊径，试图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方法，从商人的角度、从更广的历史视野进行研究，从中寻找商人的异同，评估商人阶层的社会贡献，挖掘商人的时代价值，先后发表《晋商的崛起与式微》《徽商的由来与影响》《粤商的特征与演变》《江浙商人的勃兴》《官商之间》《张謇商业思想述评》等系列文章。

在我心中，张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积弱”“积贫”的近代中国，张謇带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秉持家国情怀，自带“天子门生”的光环与实业救国的抱负，由士入商，又由商入官，再由官而商而绅，成为一位横跨官绅商三界的复合型历史人物。“士”是张謇的人生底色，也是进入上流社会的敲门砖。没有这一底色，张謇成不了大商人，也进不了体制内，更没有成就事业的不可或缺的朋友圈。“商”是张謇的社会职业，由轻纺工业到重工业、由工业到农业、由实体经济到金融，大生企业集团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资本集团之一。“官”是张謇在体制内的位置，也是发挥作用的平台，如清末的翰林院修撰、商部头等顾问官（三品），民国的实业总长、熊希龄内阁农林工商总长等。没有这一平台，张謇就施展不开拳脚，《公司法》《商人通则》《商会法》《破产法》等二十多部法律法规就不能如期出台，民国初年的经济发展就缺乏制度保障，我们南通也就没有棉花试验场。但仅有些身份又是不够的，张謇之所以能感动中国，在于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士、官与商，而是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如张謇是商人，具有企业家特质，但又不单纯逐利，更不奢侈性消费，而是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与情怀；又如，张謇是名士，但又不负气空言、眼高手低，而是脚踏实地做一分一厘有用之事，折冲樽俎那一套游刃有余。再如，张謇是官员，但不守旧庸碌，也不醉生梦死，更不躺平，而是抓住难得的窗口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种“综合性”与“多样性”就是张謇的特色，也是张謇的历史地位。

在我心中，张謇又是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所谓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为推动力，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于一体的整体性社会变迁。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是其基本的演进方式。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孵化器。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也是近代中国摆脱困境的不二选择。张謇对现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工业化的启动与初步发展、城市的扩容与功能转型、现代社会的发轫与发育（包括社会事业与教育等）。经过张謇等人几十年的努力，南通这块年轻的土地发生了历史性与方向性的变化，寂寂无闻之南通一跃成为教育发达之区，进而成为全国模范县，创造了诸多中国第一。南通由一个传统小邑蜕变为近代工商城市，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由跟跑转向领跑。近代史上，这么大的中国，很难找出第二人。这种“第一”与“唯一”就是张謇的历史地位。

在我心中，张謇又是一位爱国企业家的楷模。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张謇先生的突出亮点。这种创新贯穿张謇的一生，不仅表现在工业与城市建设上，而且还表现在农业上。就观念而言，张謇认为“大农”不同于“小农”，是发展农业的希望，由此有了“三产融合”、产业链等近代观念；就要素投入而言，张謇由过去主要依靠土地、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转向依靠资本、科技等现代要素，比如用机器耕作、集资办公司等；就经营机制而言，张謇强调农业生产经营的形式要由千家万户的分散经营转向公司+农户、农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农业经营方式。就土地制度而言，张謇强调实行“田底权”与“田面权”分离，平衡各方利益，这与当今农村土地“两权分离”“三权分置”有异曲同工之处；就分配关系而言，对农户，在估产的基础上，收获物按四六分成，后调整为三五分成与六五分成；对股东与员工，《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明确规定，“垦利以成熟起，牧利以第四年起，按年所入，除去开支并酌提公积外，其余作十三股分派，以十股为股东利息，三股为在事人花红”。以此调动股东、管理层、农户各方面积极性。就功能作用而言，垦牧乡既有经济功能，也有社会功能。这些创新的集成共同托举了一个“新世界的雏形”，不仅提升了农业商品化水平，也使大生纱厂有了稳定的原料基地。这些创新就是张謇的过人之处，也是企业家精神的生动诠释。

在我心中，张謇还是一个大格局之人。所谓格局，包括认知与眼界、胸襟与气度、思维布局能力等。就认知而言，张謇能看清世界发展大势，顺应现代化的潮流，具有预见性与超前性。就胸襟而言，据张孝若《张謇传》记载，1922年，北京民国政府基于招商局航产，拟以此押借外债，引起舆论哗然。张謇发挥自身影响力，发表《维持招商局致政府电》，据理力争，维护股东合法权益，在多重压力下，政府得电后也就无形地软化下来，没有再蛮干下去，化解了一场危机。招商局由李鸿章创办，李鸿章又与张謇恩师翁同龢不和，甚至势同水火。但张謇不计前嫌，不仅没有幸灾乐祸，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仗义执言，主持正义，其胸襟可见一斑。就思维布局而言，张謇认为，办一县之事要有一省眼光，办一省之事要有一国眼光，办一国之事要有世界眼光。这种人生格局成就了张謇的事业，给后人不少启迪。

中国古人有“三不朽”之说，即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张謇这种融“士、官、商”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以自己的言行与业绩为这“三不朽”做了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