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棵沉默的老榆树，根系深扎在贫瘠的土地里，枝干却在风雨里愈发坚韧。

20世纪60年代初，家庭十分窘迫，十六岁的父亲就跟着比他长两岁的二爷家堂伯父外出，到江西九江市打工。二爷是苏中一分区特务一团作战参谋，1948年9月在攻打如西江边重镇（如皋市石庄镇）时光荣牺牲，被评为烈士。堂伯父随身携带着烈士光荣证书，一路上，那张证书起了作用——乘警看一眼，挥挥手放行；小饭馆的老板见了，也会多舀半勺腌菜。然而，那张证书终究没变成饭票，却成了两个少年在异乡的护身符，让他们从乞讨的流民变成帮工的学徒。我总想起他描述的场景：晨雾未散的打谷场上，少年弓着背搬运早稻，稻把压得肩胛骨生疼，江西的瘴疠在午后的暴雨里蔓延，他却觉得比老家的饥荒好受些——至少这里有掺着野菜的米饭，能喂饱辘辘饥肠。

学木匠的日子里，父亲的手指总沾着木屑。师傅说他“手稳”，可我知道，是他在夜里偷偷练刨子，虎口的血泡破了又结痂，结了痂又被木刺扎破。木匠师傅的斧凿声是他在异乡最安心的白噪声，他说刨花卷曲的弧度像极了老家田埂上的柳叶，榫卯咬合的脆响比社戏的锣鼓更动听。三年后，老乡带来消息，“家乡要分田了”，他蹲在木料堆旁抽了半宿旱烟，说：“该回家了。”

到家后，经媒人牵线搭桥，二十岁的父亲结婚成家了，在婚礼上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两件洋布衣服就把母亲娶回了家，这在多年后一直是母亲吐槽的事：“我就这么不值钱啊，都是你外公做的主。只有上衣是新的，下衣还是借的。”由于父亲是弟兄两人，婚后分家时，奶奶和父亲一起分得两间泥巴墙茅草屋，他用竹篾编了堵隔墙，屋顶加铺了层茅草，说：“够遮风了。”

他们婚后五年，先后生育了我们兄姐三人。在我刚六个月大时，奶奶去世，母亲一人带着三个小孩，还要到大集体上工干农活。父亲为了养家糊口在外打工，由于有点木匠的技术基础，被交通工程队专门造桥的负责人看中。父亲他们的工程队有好几条船，所有的行当工具，包括食堂和宿舍都在船上，船是父亲的第二个家。童年时每逢暑期，父亲都会带我去船上过一段时间，好多伯伯、叔叔吃住在一起，我这个小三胖子也成为他们的开心果。夜晚躺在甲板上，星星落进水里，伯伯们摇着蒲扇讲古，说从前打鬼子的故事。父亲靠在缆桩上听，我蜷在他腿间数星星，偶尔听见他自言自语：“等攒够钱，就盖三间大瓦房。”

变故来得毫无预兆。我中考前三天，父亲下班时由于跳板腾空，一脚踩上去被弹高数米后重重摔了下来，那年父亲四十二岁，正值壮年，全家人如遭晴天霹雳，母亲硬是一个人撑起全家的一片天。随着慢慢康复，父亲从坐轮椅到拄拐杖再到独立行走，离不开他想要撑起这个家的信念。母亲后来告诉我，他在病床上昏迷了三天三夜后，硬是从鬼门关逃回来了，落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现在耄耋之年的父亲总说“浪费可耻”，他的衬衫领口磨得发亮，胶鞋的前掌露出大脚趾，但每年春节是他最阔气的时候。他翻出压箱底的红布包，里面早已整整齐齐码着给重孙辈的红包。为了大年初一的团圆饭，他会提前好几天准备，十八人的大家庭满满一大桌，他总把红烧肉不停夹到孙辈碗里，自己只啃鸡头。他举着酒杯说：“我这一辈子，最得意的是没让你们饿过肚子。”窗外的烟花炸开，映得他满头的白发发亮，我突然想起童年时船上的月光，也是这样温柔地漫过他的肩。

屋外的梧桐叶又黄了，父亲又在凝视着那张全家福照片。他佝偻的脊背在秋阳里投下长长的影子，像棵饱经沧桑的老树仍在顽强生长。我忽然明白，父亲这一生从未真正走出那个饥荒的年代，他只是把苦难嚼碎了咽下去，酿成了滋养我们成长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