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薛家，是从一句乡音开始的。

十多年前，军事博物馆里人头攒动，纪念著名摄影师薛伯青一百周年诞辰的展览正在举行。我除了代表中影集团去参加活动，更因为对薛老的崇拜。只因为同是南通人，便被一位银发的老太太拉住了手。她眼睛亮亮的，用江北软糯的尾音问我：“江导演，小同乡，谢谢你啊！”那便是薛伯青先生的夫人薛岱云奶奶。地道的南通人，说起话来像濠河的流水，不急不慢，却淌得长远。

后来，我又认识了他们的外孙女刘茜，来往多了，听的故事也便多了起来。因为都喝过濠河水，二位薛老的事迹一直让我景仰着，也亲近着。

南通这地方说来也怪，不声不响的，却走出过许多电影人。赵丹是从这里去的上海，顾而已、朱今明也是，罗及之、钱千里也是。薛伯青呢，祖籍武进，可自幼便长在南通，也算半个崇川子弟了。薛奶奶说，薛伯青小时候在学堂里听不大懂南通话，便在草稿纸上胡乱涂鸦，画些山水人物。后来，家中有了一架照相机，他便又迷上了摄影。一个少年整日对着取景框，把濠河的波光、寺街的烟火、丁古角明清院子里的晾衣竹竿一格一格地收进去。那时他大约没想到，这光影的游戏竟要玩上一辈子，还要玩出许多惊心动魄来。

十八岁去上海，起初不过是在堂兄开的照相馆里做学徒，给照片上色，一天下来，指尖都是染料的味道。因为常去电影公司送洗印放大好的剧照，他便悄悄站在一旁，看导演和演员怎么拍片子，看摄影师如何摆弄机器。后来竟辞了差事，去电影公司做没有薪水的助理。薛奶奶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他那时为了摘掉眼镜，天天数房上的瓦片，愣是把近视练好了。”我听着也笑了，可心里却觉得，这人真是个痴的。从《夜半歌声》到《壮志凌云》，从《木兰从军》到《家·春·秋》，他便这样一步一步，从南通濠河边上走出来的少年，成了上海滩上数得着的摄影师。那些黑白的光影里藏着他的才情，也藏着一个时代的悲欢。

可薛伯青的故事又远不止于电影。

刘茜给我讲起她外公的那些往事，语气总是淡淡的，像在说家常，可我听着，心里却常常揪着。

有一回，那是1944年的春天，上海地下党有一套三十寸的马、恩、列、斯绒线绣像，还有一张鲁迅的，要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去。组织上说，这些绣像放在上海太危险了，只要一被日伪查出来，会连累太多的人，必须赶紧送到苏北去。可谁能冒这份险又能完成任务呢？正犯难的时候，薛伯青自告奋勇站了出来。组织上的人犹豫了：“你过去送过照相器材，送过照相纸，因为你有日文的摄影师通行证，能够混过去。可这次送的是绣像，万一查出来怎么办？”薛伯青想了想，说：“让我太太薛岱云跟我同行，我们装作到扬州去旅游。一路上再想办法。”

薛伯青为此做了周密的准备。特意买了一只漂亮的皮质立式旅行箱，把五幅绣像用纸包好，放在箱子底层的夹层里，中间放些照相材料，最上面放一只徕卡照相机和他们的衣物、日用品。这样万一被检查，可以用携带照相器材的日文通行证搪塞过去。

他们买了头等软席票，早早上了车。薛伯青故意坐在日本人写着留座的位子上，随手把旅行箱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开车前上来四个日本兵查票，他俩佯装是看错了号上的座号，赶紧起身，故意没有拿旅行箱，直接坐到了对面相隔几排的座位上。不久，上来一个日军大佐，把他的软包放在了薛伯青的旅行箱旁边。从上海开车到南翔站，敌伪宪兵在车厢里开始全面检查，每个旅客身上都要搜查，行李架上的东西也都要一一打开。薛伯青和薛岱云坐在不远处，时常瞟一眼行李架上的旅行箱，心里十分紧张，却又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敌人反复检查了六七次，唯独日本军人头上的行李没有检查——他们误以为那些都是日本大佐的东西。

谁能想到呢？要紧的东西就在日本人的头顶上。日军大佐在常州站先下了车。火车到了镇江，薛伯青急忙取下旅行箱下车。站台上的检查比往常更严，大小行李一律打开。薛伯青让薛岱云先去和女检查员打交道，说是上海来镇江拍外景的，还故意送些演员的照片给她们看，吸引她们的注意力，薛伯青则趁机混出了检查站。一路上碰到关卡，他们就送明星照做掩护，最后安全来到江边，坐上小轮船到了扬州。

后来，那些绣像在新四军的誓师大会上悬挂起来，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五张绣像是薛伯青两口子“提着脑袋”送来的。

比这更早的时候，薛伯青还去过绥远，去过太原和西安。头顶上日本人的飞机狂轰滥炸，他却冒死扛着摄影机，把娘子关前中华儿女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场面一格一格地拍了下来。他在太原结识了我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去淮北根据地拍摄新四军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薛奶奶说，他从前线回来的时候，衣裳破了，额头也破了，可胶片护得好好的。那些影像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极为珍贵且无可替代的。我想，他拍那些片子的时候，大约也像当年在南通的濠河边拍波光一样，专注得很。只是取景框里不再是静静的流水，而是滚滚的硝烟。

新中国成立后，薛伯青进了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片子就更多了。故事片有《永不消逝的电波》，有《狼牙山五壮士》，有《二泉映月》，还有《猎字九十九号》。拍《东方红》的时候，他是摄影师之一，那么大的场面，那么多的人，他扛着机器跑前跑后，把那些传世的音乐歌舞收进镜头里。纪录片也有《钢铁运输线》，他跟着部队走南闯北，写就了一个新国家的新模样。有一回拍军事演习，他在坦克上架机器，颠得七荤八素，下来的时候满脸是土，可胶片一冲出来大家都说好。薛奶奶说起这些，眼睛里又有光了：“他就是这么个人，一拿起摄影机，旁的什么都不顾了。”

1958年拍《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时候，同志们都发现摄影师把剧情“吃”得透透的。薛伯青的助理回忆说：“在整个拍片过程中可以感觉到薛老师对主人公李侠的故事很熟悉，比如监狱里的一些实景，楼上、楼下哪间房屋干什么用；他还会对审讯提出一些建议：灌辣椒水怎么灌、老虎凳怎么坐、吊打是什么样等等。”很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他自己就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1948年年底，李白电台被敌人破获，薛伯青也受牵连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审讯，后来经好友营救侥幸脱险。那些他熟悉的场景不是从书上看来的，是自己用命换来的。

我听着这些故事，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便问薛奶奶，他们夫妇是怎么认识的。薛奶奶笑了，说：“我们是同乡呀。他家虽说祖籍是常州武进，可他是在南通长大的，他父亲薛抑庵当年是与南通张謇先生共事的。我呢，生在南通，和状元张謇家还沾着亲。说起来，都是濠河的水把我们连到一道儿的。”

这一句话让我怔了半晌。薛伯青是从濠河边上走出去的，然后，他去了大上海，去了大西北，去了长城脚下，去了六里桥外。

纪念活动散场的时候，我回头望去，仿佛又看见那个少年站在濠河边，手里捧着一台父亲买给他的崭新照相机，对着远方的光影慢慢地调着焦距。他后来拍了那么多电影、经历了那么多传奇，可他最初的光影大约还是从这条河边开始的。窗外的蝉鸣，纸上的图画，和第一次透过取景框看到的另一个世界——那惊喜，那痴迷，那从南通带走的、一辈子没放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