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沿海地区成了倭寇抢掠的首要目标，通（州）海（门）地区是倭犯的重灾区之一，有史料记载的倭寇抢掠就有四次。倭寇大肆洗劫、杀人成魔，为了抢夺财物更是手段残忍，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勿忘国耻、牢记历史，倭寇抢掠通海一带之事，明嘉靖《筹海图编》、清康熙《通州志》和清道光《静海乡志》等都有记载。本文以《静海乡志》为主要依据，结合其他志书，将倭寇四犯海门情况略作梳理。
据《静海乡志·大事记》记载，倭寇首次抢掠通海地区是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十六日。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倭寇从江家便仓（今包场镇附近）登陆。当时海门沿海没有水军，只有徐稍寨（岸寨）有守军50人，所以根本不是倭寇的对手。倭寇顺利登岸后深入内地，专寻大户抢劫，继而向东占据李秀才宅（在今海门六甲镇附近）。时通州援兵也赶来，把李秀才宅层层包围，但由于李秀才宅四面环水，所以倭寇隔水顽抗，并在围墙上开凿弓箭眼，对官兵进行射击。官兵死伤很多，只能远远围困。尽管官兵人数众多，围了一层又一层，但由于倭寇固守不出，官兵无法进攻，双方相持不下，时间长达二十天之久。直至九月六日，淮扬兵备张景贤率援军赶到，进行火攻，才将倭寇全歼，同时也死伤了宅内的许多无辜百姓。据记载倭寇的这一次劫掠，海门约有3000户居民遭灾。
倭寇第二次抢掠通海是在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四月，倭寇3000余人复犯江家便仓，通州知州喻南岳率民众围剿，斩敌400余，残敌败走后与其他地区上岸的倭寇会合，一路向西抢劫。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这股1000余人的倭寇，抢掠至天长、四洲（今都属安徽省）而惊动了明朝廷，朝廷任命南直隶州抚台李遂为“提督都御史”，命其抗倭防倭。李遂带兵在消灭和赶跑了这1000多名倭寇后，立即在南直隶州（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地区）等沿海一带进行了防倭建设，“立什伍之法、定援应之规，练乡兵、严保甲、设将官、筑城垣、造战舰，为水陆战守之计”（《筹海图编》）。于是沿海各地都加强了防倭建设，设立了大河营等水兵寨。倭寇看到沿海有备，船只只能停在外海，不敢贸然上岸。
倭寇第三次抢掠通海是在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倭寇看到沿海防范严密，小规模侵犯无法得逞，于是纠集了一支万余人的队伍，有战船200多艘，分成几路南北夹击通海地区。其中有从狼山上岸的、从西亭上岸的，还有从海门杨树港（约今四甲南侧）上岸的……时通州副总兵邓城抵挡不住从杨树港上岸的倭寇，倭寇随之在“杨树港城外劫掠凡五日”（《静海乡志·大事记》），把杨树港及其周围抢劫一空后才离去。从西亭上岸的一股倭寇先进入海门抢掠（时海门县城在金沙场），后一路掠向通州、如皋，在如皋城外遇到了李遂的部将刘景韶和邱升的强力抵抗，未能进入。倭寇于是窜向丁堰方向，邱升提兵赶往丁堰，在丁堰城外的大河旁借着风势采用火攻，倭营一片大火，随之敢死队冲入倭营，首尾夹击，使倭贼损失惨重，退守二十里才扎下营寨。这股战败的倭贼后来继续向西，在泰州城外与其他倭贼会合后，企图抢劫泰州。时提督都御使李遂在泰州城外的姚家荡（今属淮安）与倭寇激战，“公挥兵四面围击，俘斩八百有奇，焚溺死者不计，贼不得已奔守庙湾（今属滨海）”，李遂带兵追至庙湾“斩级一百五十有奇”（《筹海图编·淮扬之捷》），至此倭寇锋芒大挫，四散奔逃。后经约四个月的围剿，余寇全部被歼灭（狼山南麓山腰的四角亭中有一块“抚台李公平倭碑”，纪念的就是李遂此次歼倭之事）。
倭寇第四次抢掠通海是在明万历庚戌（1610）和辛亥（1611）年间，倭寇盘踞在海门料角嘴外海，专门抢劫运盐船只和清军运往釜山（今韩国釜山，时韩国受日本侵略，请求中国援助，故明在韩驻军）的物资。时明海防道熊尚文坐镇泰州指挥，经过数十次战斗，终将倭寇赶出，在熊尚文巡历海门时“见料角嘴半插海中，此处易于藏奸”（《康熙扬州府志·兵防考》）。为长期作防倭之计，熊尚文报请朝廷后，招募了部分失散的军人和民人，组建了一支抗倭队伍——新义营，驻扎料角嘴。不久，倭寇再犯通海，见新义营防守严密，不敢从海门上岸而改从如皋的掘港（今如东掘港镇）和泗港上岸，熊尚文调集新义营及其他地区的精兵，赴掘港和泗港迎战倭寇，“不逾旬，斩首百余、生擒数十，奏闻”（《康熙扬州府志·兵防考》），终于平息了这次倭患。
此后倭寇未敢再犯，至清代时日本在1894年发动了与中国的甲午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