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上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侵袭了启东大地，直接导致上百万亩土地被淹没。当时，狂风暴雨持续两天两夜，8月上旬降雨量超过常年平均值的100％。全县境内横河、沟渠的河水暴涨漫过路面，境内农田大部分淹没，许多大树被吹得连根拔起，横倒在路上。
启东是南通地区重要的产棉区，8月上旬，正值棉花花铃盛期，此时，棉田被洪水淹没，连日暴雨使田间积水难排，棉株根系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叶片由绿转黄，果枝停止生长，花蕾大量脱落。地势低洼处，整片棉田化作一片泥沼，只剩下零星棉株顶端露在水面。堤垸溃口处，激流卷走泥土与作物，棉株倒伏成片，青铃浸泡腐烂，纤维发黄变褐，几乎丧失纺织价值。
为了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启东棉农赤脚蹚水抢排，却只见浑浊水面上漂着残枝败叶和未绽的棉铃，令人十分心痛。
令人感到一点欣慰的是，当年相关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在启东开办了棉花收获保险，暴风雨造成的棉花损失，保险公司可根据灾情适当赔付。
据当年参与试办棉花收获保险的孟庆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农业保险专家）、李继明（保险公司苏北分公司负责人）、殷迪生等人回忆，1951年初，刚刚建立不久的人民保险公司华东区公司就决定组织4个农作物收获保险展业小组，分赴山东的高密、德州、惠民地区和江苏的南通地区试办棉花收获保险。小组以下设若干工作队，深入区、乡、村，打算在农村摸索一套开展棉花收获保险的具体做法，以便总结经验，在华东区范围的农村中推广，使保险为农村种植业服务开拓一条道路。
南通地区的棉花收花保险工作组设在南通市支公司内，下设3个工作队，分赴南通、如东、启东三县。从1951年3月至1951年底，先后在南通县的三余区、启东县的启东区（和合区）担任展业和理赔工作。当时全国正处在镇反、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大革命浪潮之中。南通地区虽为重要产棉区，但优良品种“岱字棉”还刚刚推广，农民半信半疑，老的品种（如传统的“鸡脚棉”）依然存在，整体上棉花产量不高，再加上七八月份又经常遭受暴风雨灾害，棉田常遭损失。南通、如东、启东等县的经济条件虽然好于如皋、海安等县，但农民的生活也很艰苦，主粮是苞米粉和大麦稀饭。农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是赶快完成土改复查工作，迅速解放农村生产力，早日摆脱饥寒的境地。他们没听说过保险，更谈不上保险需求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地方政府与农会组织，在区、乡成立保险促进委员会，由区、乡长和农会主任分别担任主任、副主任。保险促进委员会成立后，就由区长召开乡指导员和乡长会议，乡指导员和乡长召开村干部会议，村干部再召开村民大会。大会白天开不起来，就放在晚上开。那时候一次大会就把宣传发动、组织投保搞好，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感叹不已。所谓组织投保，即先把各个村的投保清单逐户写上名字，村支书和村长讲完话带个头，然后逐户喊名字，叫到谁，谁就自报种植亩数和常年平均产量，无一漏户。根据各村逐户自报的亩数和常年平均产量乘上70％，再乘上棉花收购价格，保险金额就算出来了。农民手里没有保险单，每村一份集体投保清单，手续和凭证都非常简单。这种粗放式的承保方式为日后的保险理赔造成很大麻烦。
一是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宣传，对棉花品种、拣种、播种、移苗、生长期间，以及棉花的培植管理、治虫防灾、皮棉与籽棉的收获量等基本情况，承保人心中无数，保险金额的掌握，保险费率的厘订，均缺少科学依据。宣传工作极其简单化，农民不知道保险的目的与意义，他们只知道交“保险税”，对保险产生了误解。
二是原来规定启东县堤外的棉田是不保的，可是用简单化的承保方法把堤内、堤外的棉田都保进来了，灾害一来，堤外的棉田首先遭受损失，且损失较多，增加了工作上的被动。
三是农民为了少交“保险税”和多收征购，故意压低产量，再打个七折承保，保险金额就更低了。虽然经过乡保险促进委员会和老棉农看一看，把把关，但农民就是不愿意增加保额。
四是农民生活艰苦，不少农户住着破草棚，靠政府救济过日，无钱交保险费，如挨家挨户催收，农民反映“像债主逼债”，影响不好。
五是棉花在生长期间遇有红蜘蛛、蚜虫、地老虎等病虫害，缺少农药和灭虫器材，区、乡保险促进委员会虽开会布置灭虫防灾，但只是空口说白话，没有具体措施，眼看病虫害蔓延，心中干着急。
六是试办的第一年（1951年）8月份就遇上强台风、特大暴雨的侵袭，南通地区3个工作队所承保的棉田，遭受严重损失，尤其是启东县启东区灾情更为严重，大部分乡的棉田被淹数日不退。后来，相关保险公司的华东区公司、苏北分公司、南通支公司的领导都下来视察灾情，并派理赔干部帮助工作队搞了两三个月的大面积赔款。在发榜公示和发放赔款时，好像发放救济金一样，农民吵吵闹闹，天天有人到区、乡政府上访争执，大家轮流值班接待。保险公司赔了钱，也没得到多好的声誉。
从1951年保险公司在启东等县开办棉花收获保险的情况来看，当年因暴风雨灾害袭击，启东等县的棉花及各类种植物损失确实严重。保险公司灾后补偿机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