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前，我们到公墓扫墓。父母骨灰安葬地在城郊西北角的一座公墓里。祭拜结束我伫立良久，端详二老的遗像。母亲82岁寿终，略显老态，而父亲去世时只有53岁，我们没有找到接近年龄的照片，就选了一张40来岁的军人照，他那双温和坚毅的眼神默默注视着我，好像要与我对话。

父亲生于1931年，家境贫寒，没上过一天学。从小忠厚老实，心地善良，十六岁时被人下套参与赌博，欠下一屁股债，不敢回家，成天东躲西藏。当时家乡吴窑镇有国民党部队驻扎，父亲被逼无奈，跑到吴窑当了兵，军装一穿枪一扛，债主再也不敢上门追债。没多久，如皋全境解放，父亲被收编当了解放军，转战大江南北。爷爷奶奶生了两男一女，我父亲是二儿子。奶奶怕他在外遭人欺负，又担心扛枪打仗子弹不长眼，整天提心吊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部队又多次调防，最终在盐城射阳县合德镇安顿下来。1965年，我们全家随军到了部队，我和弟弟在射阳上小学。父亲在部队也没当到什么大官，我印象中是连指导员。“文革”中，父亲转到射阳县人武部当参谋，我们也从部队大院家属区搬到人武部宿舍。

1972年，父亲响应中央军委号召“复员”到老家如皋县，被安排进了一家大集体企业当工人，后来成为车间主任。1980年，中央军委纠正军队干部“复员”的处理方式，改为“专业安置”，简称“复改转”。落实政策后，父亲进入厂领导班子，当上了党支部书记。

父亲在短短几年内从工人当上厂领导，地位、职务提升不少，但他为人敦厚，不会用权，不使心计，在厂里做事刻板，坚持原则，不善变通，全家没沾到他什么光。

我母亲和父亲在一个厂里上班，母亲大字不识，是“三班制”的普通工人。母亲曾让父亲出面帮助换个清闲工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别人能做你就能做。”怼得母亲无话可说。母亲在铝制品抛光车间从事单一劳动，把融化的胶水涂在布轮上，再将布轮滚满沙粒。有一次做夜班，工厂门卫大意，放进来一个智障者，看到抛光车间亮着灯，智障者就直奔亮处。我母亲正专心致志干活，没瞧见有人进来。智障者看到煮沸的胶水正冒着泡泡感到好奇，就随手操起旁边的舀子，舀了一勺热气腾腾的胶水倒在母亲头上。母亲感到有发烫的异物从帽檐边流下来，突然扭过头来，本能地抓住那傻笑的智障者，同时疾呼“救命！救命！”值班门卫闻声赶来，解救了丧魂落魄的母亲。事后，父亲也没帮母亲调离这个岗位。
我们跟随父亲从部队落户到如皋，住的是父亲厂里安排的两间宿舍，一家四口人就挤在不超过三十平方米的两间房中。我和弟弟都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每天晚上我俩在外间搁一张长方形凉匾睡觉，有蚊子就在高凳下面点两饼蚊香，早上起床把凉匾撤掉。父亲当“支书”期间，厂里筹建宿舍楼，我们心想，论条件我们家应该可以分一套，但房子建好后，父亲带头表态不要，没几个人敬佩他思想好，倒是有不少人说他是傻子。

父亲处事不圆通，不懂人情世故，在社会上基本没朋友。有一次，厂里有一个工人为调换工作送了两只老母鸡到我家，当时我父母都不在家，送鸡的人也没留下姓名、住址。父亲回来后把我一顿臭骂，差点动手打我。我家住如城西门外北河边，门口是条大路，送鸡的人我有印象，上下班都从我家门前过，我能认出他来。父亲就让我守在门前辨认，终于在第二天拦住了他，把老母鸡硬是退还给他。

1976年我上高二，当时已经有“上山下乡”的政策，我们这批城镇应届毕业生已经被捉到“鱼篓”里。一些有“头绪”的干部子弟都在找关系，千方百计不下乡，有的甚至到医院开“有病”证明。我让父亲也想点办法，他脸一沉：“下乡不好吗？你外婆外公年纪大了，在他们身边帮我们照应不是两全其美吗？”后来，我当兵是学校推荐的，父亲在其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父亲没有什么特长嗜好，唯有抽烟喝酒伴随其一生。当时他拿的工资不算少，但舍不得抽好烟、喝好酒。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厂里生产的塑料破碎机、捏合机很畅销，对外接待业务繁忙，陪人吃饭的任务一般由分管业务的厂长出面。有一次，厂里来了一个客户团队，厂领导班子集体接待，临到吃饭时，父亲竟然打了个招呼就跑回了家。母亲不解地问道：“怎么不陪客人吃饭？”他说：“那是厂长的事情。”随即，他到附近新皋桥尾的卤菜摊上切了半斤猪头肉，买了几个咸鸭蛋，用报纸托在手上，哼着小曲回到家。他把卤菜摊在桌上，倒了一杯小酒，喜形于色地吃起来：“来，大家一起吃。”我看到他呷酒的神态，满足、幸福。

1982年下半年，父亲被查出食道癌，因扩散无法手术，七个月后离开了我们。掐指一算，四十四年过去了。其实在我心里，父亲一直没有走远，在梦中我们经常交流，他总是说“亏欠我们太多”。今天，我注视着墓碑上父亲深邃的双眸，肃然起敬，也终于读懂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