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直到参加工作后才离开农村，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

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农村实行“人民公社”这一集体所有制经济体制，公社下设大队，大队下设小队。小队是最基本的生产组织和经济核算单位，社员们每天几点出工和收工都要听小队长吹的哨子声，干什么活也由小队长统一安排。同时，根据每个社员的年龄、体力、劳动技能等情况分别评定为全劳力或半劳力，相应地，劳动一天所得的工分则为全额或半额。比如，我的母亲体弱多病，被定为半劳力，安排在生产队托儿所里带小孩。当然，考评的时候不免带有人情和关系的因素，因此，小队长也就成为全队社员背后褒贬不一的一个人，也是全队社员当面都不敢得罪的一个人。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一个生产小队也能折射出社会百态。家里儿子多的，劳力就多，全家一年挣的工分就多，年底队里分配时会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补贴家用。家里女儿多的，劳力就少，一年劳作下来还会“倒挂”，即倒欠生产队的钱。家里男人多，小队长也罢，左邻右舍也罢，都会让着这户家庭三分。因此在农村，生男孩既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重要使命，也是多挣工分和争取队里地位的现实需要，自然也就成为很多农村家庭最优先的目标任务。在当时的政策引导和环境影响下，农村每户家庭都有四五个孩子，六七个孩子也很常见，个别家庭甚至更多，生得多的母亲还会被表彰为“光荣妈妈”。但孩子生多了，吃饭、穿衣就成了大问题，光靠队里分配的口粮和布票是不够的，很多家庭为此想尽了一切办法。房前屋后边角零碎的自留地舍不得有半点浪费，尽量多种一些能吃的东西，真可谓是在土里刨食。衣服用手工土布缝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个子长高了加缝一截裤脚继续穿。个别脑子灵活的社员，偷偷摸摸地搞一些倒买倒卖赚点活钱，但一不小心就会被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示众批斗，甚至会被抓去吃牢饭。

改革开放以后，土地包产到户，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一些家庭还搞起了养猪养鸡养鱼等养殖业以及小商小贩等副业，很快就富了起来，“万元户”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里最有面子的称呼。进入90年代，很多体制内的人员下海经商，大批青壮年农民外出打工扒分，逐渐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故土。在农村，守着几亩承包地的大多为习惯了几十年农耕生活而又缺少其他技能的老农民。那些在城里打工的新一代农民，挣了钱，开了眼界，已不愿再回到过去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了，加上种田已很难赚到钱，于是，农田开始抛荒，农村开始凋敝……

后来，很多本地人将农田转租给外地人集中种植大棚蔬菜，每亩收取几百块钱的租金。十多年下来，这种模式的弊端越发明显，外地人为追求利益最大化，防止病虫害发生，大量使用各种农药，对土壤土质和周边水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很多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的农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去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文件，要求以“一平”（田块平整）、“两通”（通水通路）、“三提升”（提升地力、产量、效益）为基本标准，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成为高标准农田。这是重振农村的务实之举。最近回乡下，我欣喜地看到田块被重新平整过了，田间水泥机耕路和抽水站已经建成，正在进行排灌系统的施工。几名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工程队施工的年长村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知道他们的心里一定期待着规模化、机械化、科学化的种田给农村带来新的变化和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