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端午小长假第三天，夏至巧遇父亲节，难得两个温暖的日子撞到一块儿。夏至昼长，不比父爱绵长；骄阳似火，不及父爱炽热。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个父亲不在了的父亲节，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

我就读如皋师范的时候，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到校开学报到，1984年寒假冰天雪地，公交停运，父亲大老远从学校把我接回家。后来，父亲千方百计帮我买了一辆九成新的凤凰牌自行车，周末可以自己骑行回家取吃的、拿穿的。在校期间，父亲曾写来一些书信，趁着我儿子从南京回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有意从卧室抽屉里取了信件给儿阅读。尘封了四十多年的那些信封微微泛黄，信封大多是父亲用牛皮纸剪贴糊成的，粘贴处早就脱落。父亲虽小学没读完，字却写得娟秀端整，信笺往往仅有一张纸，蓝墨水书写的字迹隐隐有些褪色，内容上常常先询问我学业及身体的状况，然后说家里各方面都很好，并一一告知农作物的收成、牲畜饲养等情况，也偶尔又说什么什么减产了，最重要的是每每来信必定反复叮嘱，让我引导弟弟妹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言片语，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父爱。

我们又共同看过收藏多年的一只海安县角斜人民公社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文件档案袋，包括鲜红耀眼的代表证、会议通知书、主席团名单、代表及列席人员分组名单等，父亲通过民主选举成为角斜公社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79名代表之一，他大概是唯一的生产小队干部。

岁月无痕，父爱有痕。透过书信和档案袋，我最不能忘记的还是父亲曾经日日念兹、牵绕心头的“劳动日”。

20世纪60年代，角斜民兵被命名为“海安县角斜民兵红旗团”，角斜公社下辖的村有红武、红光、红卫、红灯、红阳、红胜等14个生产大队，叫红星大队的全国不乏其数。我老家是角斜公社红星大队第10生产队，地处北凌河北侧，跨红星河东西，40来户人家，150多人口，队里的工作稍微落后，一个“劳动日”只有三四毛钱，当时薛发祥老队长将近60岁，外派的陆姓队长打不开工作局面，组织上拟物色一个新的人选。

父亲身躯高大健壮，干得一手好农活，又是“红旗民兵团”的机枪手。1974年春，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卢玉林直接对红星大队点名：就让你们10队的陈秀桂当队长。角斜的老百姓都知道卢玉林书记穿着草鞋把公社的大队小队跑了多遍，十五只蚊子七雄八雌瞒不过他的眼睛。但我父亲回复“不干”，只因一家老小养家糊口几乎天天都得与大姑父等结伴去海边打鱼贴补家用，父亲的圈网撒得很漂亮，协调的动作、有力的臂膀把网抛甩出去，网在河面上张展成直径六七米的圆圈扑哧落入水中，每趟出海少不了一些收获。不料此事让卢玉林书记急了，亲自找上门，板着那张黑黝黝的脸，严肃地说：“陈秀桂啊陈秀桂，这个队长你不当，就把你圈网没收送到角斜公社去。”胳膊扭不过大腿，父亲只好认命了。

缺衣少粮，薄粥稀饭，总不能让生产队里一百几十张嘴喝西北风，当不当这个队长，能不能当好队长？这正是父亲的纠结。

自那以后，父亲时常起早贪黑，他把生产队里每一块地头的高低方正，每一道沟渠的完好破损，每一处拾边河坡隙地都弄得清清楚楚，三麦、玉米、水稻、花生、大豆、山芋、韭菜、扶桑、甘蔗、薄荷、拉麻等田间作物因地制宜进行茬口布局在脑海中逐渐有了大概。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劳动日”指的是生产小队粮食分配后，以考核10分工计算一个劳力，每个劳力一天的劳动价值，年底根据各家出工情况统一结算。分田到户以前，绝大多数生产队的每个“劳动日”价值都在四五毛钱左右，集体经济薄弱的只有几分钱，甚至要倒算给生产队。“劳动日”，成为当年牵动亿万农民生产生计的一个心结。

任职伊始，父亲的心里牢牢植根了一个“劳动日”的概念。关于“劳动日”，父亲思虑了很多，5毛钱、7毛钱、1块钱……更高的父亲没敢多想，但数年后远远超过预期目标。

人是铁，饭是钢。农业生产以粮为纲自不用说，海安河东地区盐碱多，队里划分两个小组比学赶超计量生产开展劳动竞赛，父亲组织引水灌溉，能种则种，适时播种，优化茬口，科学管理，颗粒归仓，担任生产队长的第一年就有了好的收成。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父亲推广间套种技术，成片玉米地里间作西瓜，瓜熟时社员们满箩筐将西瓜往家里抬。另外还在扶桑地里种上香瓜、菜瓜，极大地帮助解决口粮短缺问题。上小学时，我与队里年龄稍长的黄三小趁着打猪草悄悄钻进扶桑地里偷瓜吃，瓜啃得正甜，不料父亲如同天兵神将突然站在面前，幼时被父亲揍过不少次，有回甚至用砖头追着砸，以至于躲在外面数日未敢回家，但这次父亲目光威严立了片刻没有吭声，以后我再也没往桑园里去了。

缩棉扩桑是多少年后政府的倡议，那时红星10队的棉花种植水平在整个角斜公社首屈一指。从选种制钵到清沟理墒，从喷药治虫到整枝打顶，红蜘蛛、棉铃虫、螟虫危害大，公枝干不能开花结果，父亲对各环节把握得精准妥帖。盛夏季节田野里大红的、粉红的、淡绿的、浅白的棉花煞是好看，花开花落，长成圆锥形的棉蕾，吃起来味道甜甜的。秋高气爽，棉地里一片雪白，社员们腰系围裙弯身采摘棉花，再一大包一大包把棉花送到社场上。次日早上，东方吐出鱼肚白，全体社员在社场说说笑笑分拣棉花，儿童们在另一边嬉戏追打。下午三四点，十几个男劳力每辆自行车驮着两大麻包棉花送到角斜大码头供销社收购部，收购部孙经理对父亲竖起大拇指，红星10队棉花的等级评定都是一级棉。炊烟袅袅，父亲与售棉的男劳力们哼着《打靶归来》回到生产队。晚上，公社广播逐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通报棉花生产的进度，红星10队的亩产皮棉产量高达200多斤，在全公社141个生产小队中遥遥领先。

升旗上工，落旗放工。也不知道父亲从哪里弄来一台留声机，大喇叭安装在队里的高压电杆上，话筒就搁在我家堂屋的粮柜上，一段革命现代样板戏播放后，父亲通过话筒直接指挥安排生产小队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的四时农事。

农闲时节或者阴雨天气，父亲常常与副业队长申启太抽着烂烟商量发展生产的事情，生产队会计左有芳在旁边与农业组长及记工员核算工分按时记账。红星3队也算先进生产小队，3队的季队长不时来我家与父亲畅谈交流。角斜公社红星10队的粮棉全面丰收，县委杨振东书记在我们生产小队召开了粮棉生产现场会，当时南通地委唐真寿副书记也来蹲点调研。

红星河是公社冬季兴修水利时疏浚而成的，挑河的部分民工打地铺投宿在队里的不少人家，水利工程竣工后，河水清清、水草芊芊，夏日下河游泳洗澡能摸上来大盆大盆的蚬子、河蚌。红星10队集体土地在河东西两岸各七八百米，靠水吃水，父亲组织打桩拦网养鱼，春季投放鱼苗，夏秋投喂杂草，社员自我管护。一次我去卫生室取药，拦网上黑乎乎的一只大螃蟹掉到水边，我眼疾手快满把抓起扔到岸上用脚踩住，竟是一只7两半的公蟹，拿去市场卖了2块钱用作自己零花钱。年底冬捕，鱼跃人欢，吸引范公堤北边几个村以及东台新街的社员驻足围观，羡慕不已，捕上来的有鲢鱼、鳙鱼、鳊鱼、鲫鱼、白条、翘嘴等，打堆抽签分鱼，场景充满趣味，10队的社员都是用草篮子把鱼背回去欢度春节的，另外父亲总会留下一篮上等的好鱼送到公社食堂，而南边1队、2队，北边7队多少年就是没能把鱼养成功。

蚕豆粉磨坊、豆腐间、粮食加工、沼气、猪牛饲养，这些远不足够。计划经济年代，海安只有里下河仇湖公社朱家舍有砖瓦厂，河东地区建房造屋得从一百多华里外船装水运把砖瓦运回，再人抬肩挑从船上搬运到岸上，很不方便，价钱也贵。或许受到公社磁钢厂厂长陈秀发叔叔的启迪，睿智的父亲外请师傅在生产队西北隅挖土砌建一座小窑厂，又从外地拉来黏土，义元、秀明、锦国等不怕吃苦的青壮劳力用木头模具手工制作砖瓦坯子，以秸秆作为燃料成功烧出一窑窑青砖小瓦，秸秆焚烧时浓烟滚滚，将附近一人多高生长着的绿油油的玉米秆子烧得乌焦巴黑，如今来看，兴办小窑厂占用耕地、生态保护都不符合现行政策，但质优价廉的青砖小瓦，供给满足了周边建房户，增加了队里经济收入。

父亲认真顶真、率直倔强，性子有些急躁，工作不顺利时甚至摔了碗筷把脾气发泄在我们家人身上，遇上红星河船舶通航、道路边意杨被破坏等影响了集体利益的事险些发生打斗。其实父亲很实在，社员们有困难，他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也毫不保留地为乡邻传授农作物生产栽培技术，生产队几个老朋友喝点土酒很容易被劝得超量。

生产队是根常青藤，社员就是那藤上的瓜。在父亲的带领下，红星10队摸索构建了农林牧副渔工的生产体系，父亲担任生产队长期间，社员的“劳动日”从5毛6、7毛5、9毛3、1块2、1块4、1块5、1块7、1块9最后高达2块1，约10户人家年底分配超过一千元。社员们还饲养长毛兔等增添家庭收入，家家屋前屋后栽种桃树梨树柿树多种果树，户户瓜果飘香春华秋实。

红星10队处在红星大队居中位置，大队部、红星小学、代销点、卫生室均在本队，自然也是文艺宣传、露天放映的最佳选择地，是名副其实的中心生产队。小队主要就是陈、袁、崔、王、薛、丁这几个姓氏，本已牵扯了多多少少本家亲戚关系，因为生产队黏合剂的作用，集体观念、团结精神非常之强。

那时候，方圆数十里“红星10队的陈队长”名气响得很，除了乡人代会，父亲还会去公社参加三级干部大会，听几任公社党委书记讲话，结识了中学校长、信用社主任、派出所所长，能力见识水平在干中学、学中干的实践中得到提高，父亲成为全公社、全县数得出的标兵队长。

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卸任后的父亲被安排到农业资源局下属的滨海滩涂管护圩沟河闸直至退休。痛心的是，父亲在我们下决心把老屋翻建成楼房的第二年身患小细胞肺肿瘤，虽经精心治疗，病情一时好转，但由于基础疾病的因素无法更换治疗方案，父亲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一年半后，2016年7月14日农历六月十一让我把他从海安中医院接回角斜老家，因长时间放疗化疗，父亲的一双手臂无法进行输液，护士只能在大腿部扎针为他挂水用药。次日上午九点，我作为县人大代表在海安街道新桥社区联系接待选民，母亲打来电话：父亲去世。驱车赶回家，我抚摸父亲依然柔软的大手，泪流满面，深深自责与遗憾，未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陪护，而且陪父亲再去首都北京的许诺永远无法成行。当天正午，暂时安顿了我坚毅亲爱的父亲，天空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真是连苍天也知道，为了队里社员的温饱和好日子，父亲积下了善德。殡仪馆最后一程的送别，跪地面向父亲的最后一瞥，我泣不成声。

祖母说，父亲八岁时，我爷爷病逝，父亲少年时就成为家庭的支柱。我们家住过茅草房，翻建两次瓦房，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饱含了父亲太多心血。父亲对我们管教严格乃至苛刻，常教诲我们“珍惜粮食有粮食吃，爱惜衣服有衣服穿”“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棒打出孝子”，这些弥足珍贵。父亲的坚强刚直、母亲的坚韧勤劳，于我影响深远。

正如那首佚名古诗：父爱如山筑高墙，历经风雨育儿郎，少年不懂当家苦，万事皆由父来扛。对于父亲，我有过爱，也有过怨恨，而今终于倍加读懂了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待”，与父亲多少次梦里相见，但醒来皆空。每次回家，从不忘记为父亲点上一炷香火。

这个父亲节，正值父亲去世十周年。我重新翻开那些泛黄的信件，触摸那只褪色的档案袋，父亲的“劳动日”便从纸页间活了过来。那是他留给这个家最踏实的遗产，也是我余生最该握紧的标尺——做人要实在，干事要顶真，对土地和乡亲，永远心存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