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年间，海门县北的北海进一步北退。
明万历十六年（1588），海门县知县姜天麟会同通州分司运判李澜，在明“嘉靖新堤”北约10里处，从余西场中部的“东社镇”向东，经余中、余东到吕四场北，修筑了海门县北的“第三道堤”——新堤（即“姜公堤”，或称“万历新堤”）。此即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扬州府志》“通州海门四境图”上标注的“新堤”。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扬州府志》“通州海门四境图”上，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巡盐御史杨选修筑“嘉靖新堤”，在该图上被标注为“旧堤”；而海门县知县姜天麟会同通州分司运判李澜修筑的“姜公堤”是“万历新堤”，故在图上被标注为“新堤”。
清宣统《通州水陆道里详图》上显示，因年久崩圯，至清末，“万历新堤”（即“姜公堤”）仅留存从货隆竖河北向东，经余东场北到吕四场北部的一段了。民间亦称之为“新岸”，1956年开挖新岸河时，“新岸”被平整，今正余镇仅留有“新岸村”的名字了。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两淮各场大修“范公堤”。东南起吕四场，西北达庙湾场700余里，江苏沿海的“范公堤”捍海体系至此定型。同时，官府对“范公堤”分段实行“堡夫”负责制，要求“堡夫”每天巡视大堤，凡遇潮灾堤坏，发现问题及时上报补阙。
清代主要是对老“范公堤”进行维护。后随着“石港湾”不断向东北退缩，通州官府也相应在明代老“范公堤”的东北海边筑“新堤”挡潮。民国及解放后亦然。这些筑堤之事，有关地方文献的记载比较全面，不再赘述。
清《吕四场志》在“范公堤”记述中曾提出疑问：“何以沿习不察，止（只）曰‘范公堤’而已也？”然后自答曰：“余谓筑堤之功，不但狄、沈之名不可没，即张纶亦与有力焉。今人皆称范公堤者，以范之功业，常昭于天下，后世非人记范公，范公令人易记耳。”也就是说：自北宋年间起，在两淮沿海地带，大凡修筑捍海堰（海堤），则不分年代、不分谁筑，多统称为“范公堤”，因为范之功业天下人共知，且易记而已。
但这一做法，却造成了后世认知的极大混乱。大家分不清该堤是谁筑的及修筑的年代。以为只要称“范公堤”，必为北宋时修筑，且是范仲淹亲自来主持修筑的。事实是，在北宋筑堤时，范仲淹都回家丁母忧（即为母守孝）了，在盐城的捍海堰还是张纶一手修筑的，范仲淹更不可能以泰州兴化令的身份，越界越权来管通州筑堤之事的。但后世很多人不知就里，以讹传讹，反而以“范公堤”作为历史坐标，将当地的“成陆史”一概定位在“北宋”时期。认为本地如果不是北宋时期成陆的，何以筑“范公堤”？如果不是范仲淹亲自来修筑的，又何以称“范公堤”？于是，如今所谓“范公堤”沿线的乡镇，未研究本地真实的成陆史，就在“范公堤”旁立起范仲淹的雕像及“范公堤”的牌子，上书：“范公堤，年代：北宋”，造成乡镇志编纂的极大谬误。
诸如在通州，今骑岸经十八总岸头到东社一线的海堤，实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巡盐御史杨选新修筑的，史称石港新堤，今称“范公堤”。但如今却有很多人因其称“范公堤”，就想当然地认为是范仲淹亲至通州来筑堤的，还编出范公“撒米糠定岸线”的故事来，讲得津津有味。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南通地方史，应以存世的明清五部《通州志》和七部《盐法志》为主，这些地方史志对南通地方历史沿革和盐业发展的记载，还是比较全面翔实的。至于《宋史》《淮南水利考》等，都是粗线条地提一下南通的概况而已，更因编纂者非南通本地人，难免会出现差错。所以非本地的史籍一般只能作为参考。
至于对北宋庆历年间通州知州狄遵礼所筑海堤，被称为“狄公堤”一事，主要是为了区分“谁筑堤”的问题，是历代研究者在对该段堤堰历史定性的基础上，依据志书所载史实与地方惯例而定的名，笔者认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狄公堤”，在1995年编修的《南通县志》、2009年编修的《通州历史文化概览》和《南通市农村文化遗产名录（通州卷）》中，都是这样称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