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丧亲有做七习俗，从离世当日算起，七天为一七，前后七七四十九天。头七、五七、七七是重头，其余简办。旁人都说做七要到定慧寺做法事才算尽孝，母亲生前却跟我念叨，要把心里话写下来，白纸黑字交付她。头七我写了《母亲的体面》，五七又写一篇《孃孃说“仁”》。轮到七七，坐着愣半晌，脑子里忽然飘过来一个字：修。

早前总有人夸母亲有福气，她听了只淡淡一笑：都是修来的。

父亲幼时失去双亲，在孤儿院长大。凭着一股不肯服输的硬气，他愣是考上南通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他做了如皋县图书馆首任馆长，书桌上除了笔墨，常年还摆着一支竹笛。他隔三岔五吹几首曲子，悠闲自得。

特殊年代举家下放，父亲工资停发。从前握笔按笛的手，天天攥锄头、挑粪桶，手掌磨出一层叠一层的厚茧。邻里见了都替他惋惜，他却没发过半句牢骚。他白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晚上下工回家一桶冷水浇走满身疲惫。他点上罩儿灯，摸出那支竹笛，指尖落在磨得发亮的笛孔上，气息慢慢送出去，清冽的笛声响起来，穿透漆黑的夜幕。

夏日傍晚，稻田里的蛙鸣声此起彼伏。父亲总爱坐在堂屋门槛上吹笛，后背靠着门框，竹笛横在唇边。笛声一出来，树上歇着的鸟儿会扑棱棱飞起来。母亲多半坐在门槛内侧，手里慢慢摇蒲扇，不说话。煤油灯搁屋里饭桌上，灯光从门口淌出去，一直铺到父亲脚边。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铅笔在纸上沙沙响。

有一回母亲问父亲，白天累成那样，晚上怎么还有力气吹笛子。他只说，心里的声音总要发出来。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父亲内向木讷，沉默寡言，喝酒时话就多起来。有一回他多喝了两杯，放下酒杯叹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红着脸说，人天生带着懒、嗔、怨、争，不去修整，就像木头不修剪，长不成材。

母亲的性格与父亲截然不同，外向活泼，快人快语。母亲的职业注定使她不可能惜字如金。她是1948级老牌如皋师范生，大半辈子守讲台。那时候乡村的小学是复式班，一间教室有两个年级，这边讲完课文布置作业，转身又教另一边。黑板上板书写得满满当当，粉笔用到只剩一小截也舍不得扔。常年讲课，落下病根，嗓子是沙哑的，可她从来都用高亢的声音讲课，几十年如一日。

母亲是个有主见的人，不肯随大流。如皋人一般把母亲唤作妈或娘，我们姐弟几个却都唤母亲“孃孃”。古人唤母亲“娘”。母亲是海安南莫人，姊妹五个，唯独她执意让孩子这么称呼她。从这件小事就能看出她特立独行的性子。母亲天生要强，遇事自有分寸，很少退让，却偏偏能跟沉默寡言的父亲厮守六十三载。

母亲在家强势，对外却温良恭俭让，但从来不做烂好人。别人有难处能搭把手她一定帮，超出自己心力的事，她会直白说清楚，不肯委屈自己迁就。

年轻时，我们姐弟几个也嘀咕，棱角这么分明的母亲怎么就跟一个不善言辞、不会应酬的男人合得来？直到她晚年躺在病榻上慢慢跟我闲谈，我才算懂了几分。

她说人心里都埋着善的种子，就像豆子埋在土里，不浇水、不松土，永远发不了芽。可要是日日揪着它乱浇水，那种子直接就烂在泥里了。我端着茶杯坐在一旁，一时间屋里静悄悄的。

她评价父亲刚毅木讷，德行最接近“仁”：“当年我执意嫁你父亲，看中的就是他骨子里这份耿直，跟他过了大半辈子，从没后悔过。”

母亲常唠叨：待人要学会替对方着想。不是简简单单顺着别人，是看懂人家为什么会这般模样。你父亲不爱说话，从小在孤儿院长大，习惯什么事都自己消化。看懂这点，才不会把沉默当成冷漠。

外人都说父亲闷不吭声，唯独母亲看到他沉默下藏着的一颗赤诚之心。父亲和母亲，一个说人性要后天约束打磨，一个说人性本藏善根。两人私下为此争辩大半辈子，谁也没能说服谁。

前年回老家收拾旧物，在柜子深处翻出父亲的那支竹笛，管壁泛黄，笛孔边缘磨得光滑透亮。在母亲病榻旁，我试着吹一段《姑苏行》，有几处高音吹破了，但母亲爱听。握着笛子愣了许久，忽然想起父亲下放头几年也常常吹破音。但没听他说过难，日复一日，吹久了，气息才慢慢稳得住。

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九十二岁先走。母亲九十二岁那年，查出直肠癌晚期。不做手术肯定没救，做的话很可能下不来手术台，她毫不犹豫决定做，成功了。但隔年她又染上新冠，之后卧榻整整三年。常年受病痛折磨的人大多愁眉紧锁，她却总笑着招呼儿女，不肯当着晚辈的面流露半分愁苦。

说来说去，人生到底修什么？《尚书》里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想真正吃透，谈何容易。父亲一生信奉人性要打磨，苦累压身，一支竹笛陪着他独处自省；母亲总相信人心藏着善种，能体恤便体恤，不肯放任凉薄伤人。

一个向内时时省察，一个对外存心温善——这大概就是父母用一辈子教我的做人道理。父亲那支竹笛如今放在我的书橱里，偶尔取出来吹两曲，笛音还是当年那些清浅调子。母亲坐在门槛内慢慢摇蒲扇的模样总浮现在我眼前。

窗外，天已经黑透。我放下笔，起身去取来竹笛，吹一曲《姑苏行》。笛声漫开，远处传来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