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常去南京朝天宫的古物集市上闲逛。每逢晴天，都有神情倨傲、眼色狡黠的玉器贩子出没。一位游客看中了一枚C形玉龙，它由一块羊脂玉雕成，身上有岁月留下的沁痕。玉龙的头部有简单的雕刻，长长的眼睛像梭子一样微微凸起，龙的吻部很长并朝前凸起，鼻子俏皮地上翘。似乎是受制于当时的工艺水平，匠人没有雕刻鳞片和爪子，整条玉龙光洁明媚。见游客对玉龙爱不释手，旧物贩子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说：“这是流传民间的宝物，距今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眼看游客就要入彀，旁边一位文化人模样的老者走来探看，他拿起玉龙，对着中段的一个小孔瞅了一眼，旧物贩子忙解释道：“这个小孔是用来穿绳子的，古人把这小孔穿在了龙身的重心上，这样，玉龙佩戴起来，就不会东倒西歪的。”老者从怀中取出放大镜，细瞅那孔，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他说：“远古时期没有金属工具打孔，匠人必须用尖锐的细石器和着水，还有细沙，小心地磨出穿孔，所以会出现外口大里口小的‘喇叭孔’现象，这个孔还需要两面对钻，所以在对接处应当留下一个小的‘台阶痕’，你这玉龙都没有，可见是一件赝品。”这番话，说得贩子哑口无言。

    骗术差点儿能成功，说明绝大多数玉器爱好者，缺乏古玉的鉴赏常识。鉴别古玉的材质与刻工，了解各种玉器在历史长河中的实用与象征意义，这都是有门槛的，而阅读徐琳的《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简称《玉见故宫》）一书，就是在玉器的鉴赏上登堂入室的路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阅读这本书，不仅可以洞察每个朝代代表性玉器的外在美感，还可了解每一件美玉背后的历史迭代信息，进而在9000年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中沉浸良久，忘却世俗之烦恼。

    徐琳在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专门研究四万余件玉器达三十年之久，她精心挑选了兼具审美价值和实用功能的代表性玉器，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玦到清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详尽介绍每个时代玉器的材质、雕工、用途，以及文化隐喻等审美内涵，进而以玉器在历史沿革中所起到的作用为珠线，串联起了玉器与中华文明的千年对话，让我们目睹古人的礼乐之美好，品格之纯粹。

    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玉器，一部分来自清宫旧藏，包括新石器时代的玉玦、商周的礼器、汉代的玉璧以及唐宋的世俗化玉雕等一系列的珍贵玉器。其中，故宫所藏约1500件商代玉器，数量几乎占到考古出土的商代玉器的一半，涵盖所有已知品类，更包含不少独特器型。一些带有铭文的玉器，更是国宝，为研究商代玉文化提供了珍贵线索。另一部分故宫玉器则来自20世纪的考古发掘和社会捐赠。加之抗战期间声势浩大的“文物南迁”，多数玉器收藏已经失去了珍贵的原始考古出土资料，为了将玉器的归类和断代工作讲清楚，需要研究者具备纵贯古今的视野，并耐下性子做“库房考古”。徐琳此次的整理与研究，就为“库房考古”提供了新思路。比如玉器的史前史部分，她从玉石材料的地理分布、加工工艺、形制与纹饰演变、沁色等方面进行综合比对，将实地考古出土的器型加以合理推演，让读者理解古玉研究上的“触类旁通”之必要。书中多处探讨了玉器形制与功能的演变，例如古人对良渚玉琮使用场合的逐渐遗忘、汉代辟邪玉翁仲从青年到老年形象的转变、玉韘自商周至清代实用与象征意义的流转等等，均反映玉器在传承中，被不断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而元代“春水”玉器也是一个极好的研究实例，徐琳通过对其繁复套合结构的拆解，破译了元代玉器的工艺密码，从而揭示了游牧文化与中原文明的交融轨迹。这种将器物学、考古学与历史人类学交叉的研究范式，使沉睡的玉器“开口说话”，体现了弥补考古信息缺失的独创思维。

    唐代诗人韦应物曾这样为雕琢玉器带来的风险而忧伤：“乾坤有精物，至宝无文章。雕琢为世器，真性一朝伤。”李商隐也在诗中形容玉的神秘：“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美玉的温雅之美，除了装饰、斟酒、祭祀等实用功能，似乎还与人的操守、德行与含而不露的情感相关。作者从美玉这一单品类的文化遗存入手，通过独特的器物叙事，照见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细部，让我们目睹中华文明动人心魄的演进与发展。

    玉见人，人读玉，反映了中国人浪漫的精神世界：它如美玉一般含蓄简洁，也如美玉一般高洁出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