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寒风裹挟飘雪时，农历年也近了。千里春运，人潮如涌，每一张焦虑面孔的背后，都有一个叫作“家”的远方。
那几年，我便是这潮水里的一滴。西安到固原，下午五时的火车，中午十二时我到车站时已是一片鼎沸的人海。防寒服摩擦出沙沙的声响，混杂着各地方言的喧嚣，空气里是泡面、汗水与一种焦灼、期待交织的气味。我的行囊沉重，除了衣物，还塞满了过年的物品。终于看见电子屏上我那趟车次后头“正在检票”四个绿字滚动起来，人群如开闸的洪流，轰然涌动。我被裹挟着向前，顾不得踩了谁的脚，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向前，上车，便是离家近了一步。

车轮撞击铁轨，“哐当、哐当”，像在丈量着归乡的路。窗外是飞逝的雪原与枯林，世界褪成黑白底色。车厢却热闹：电话声此起彼伏。“妈，我上车了！”“宝宝，叫爸爸……”对面的大哥忽然提高嗓门：“加钱就加钱！只要今晚能到家！”斜对角的年轻母亲搂着睡熟的孩子，哼着模糊的歌谣，眼神温软如窗外的雪光。这节颠簸的车厢装满了千百种人生，却奔向同一个主题——回家。

列车停停走走，人上人下。不知不觉，已至深夜，车厢渐归寂静，多数人昏昏睡去。我却毫无睡意，脸庞贴近冰冷的车窗。外面是无边无际的夜与雪，偶尔有几点孤零零的灯火，流星般划过，那是尚未眠去的村庄或小镇。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列灯火通明的列车，像一支固执的箭，射向茫茫雪夜的深处。所有白日的喧嚣、焦躁都被这无垠的洁白与宁静涤荡了，心里只剩下一种近乎虔诚的平静与期盼。我想起母亲灶台上永远温着的那碗懒疙瘩或是莜豆面搅团。如是荞面条条，只要一揭碗，浆水芫荽的独特香味便会扑鼻而来，仿佛看到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那醉人的气味是妈妈的味道。有妈妈的地方便是家的味道。而这时，妈妈应该正煮着猪骨头，浓香从厨房搭起的门帘腾腾冒出，溢满整个大院。父亲虽不多说话，但总在一遍又一遍扫着飘雪覆盖的小路，老汉烟呛得不断地咳，实在呛得不行了，就用右手夹着取下比手指还要粗的旱烟棒，这时，一团浓浓的白气从口中长长冒出，像歇停的火车。而奶奶弓着腰，总在炕眼里掏出黄皴皴的洋芋，颠着小脚颤悠悠用前襟撩揽着端进屋里，我们便一窝蜂抢着一个都不剩。姐姐说，给奶奶留一个。奶奶却说，我不吃，你们吃。于是，大家开吃。我轻轻掰开，绵糯嫩茬上冒着热气，早已垂涎三尺，忍不住咬上一口，烧得上颚生疼，连忙吹气用舌搅着……

终于，凌晨两时许，列车喘着粗气，停靠在标牌“固原”两字的站台。雪不知何时停了，月辉洒在厚厚的积雪上。我拖着几乎麻木的双腿，随着人流挤出车厢。清冽的寒气猛地灌入肺腑，整个人为之一振。出口处，灯光昏暗，人影稀疏。我正犹豫着东张西望，忽然有人问“回西吉，差一人”，我如获救星，慌忙答应。那人帮忙放好行李箱，我就坐在前面，里面已经有人坐着，确实还差一人。

风雪之夜，高速封着。那人便沿着老路颠颠颤颤地回家。几次打滑，几次从梦中惊醒，雪地轮胎也止不住飞速滑行的车辆。但是，回家，回家，所有的千难万险都可以忽略。

终于，司机说，到了。我便在县车站门口下车。县城的人，他一一去送，而我还要一段山路，只好放在车站。这时天已经大亮。我又开始东张西望，心想，二十几里山路，怎么回家啊。

我正下意识地寻找的时候，却听见一声熟悉的、略带沙哑的呼唤，穿透寒冷的空气：“这哒呢！”是父亲。他穿着一件旧旧的军大衣，头上、肩上都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抑或是白发。没有热烈的拥抱，没有过多的言语，他只是快步走过来，一把接过我手中最重的行李，另一只手极其自然地拍了拍我后背，说：“今儿个迟了。”“路上堵雪了。”我说着，把行李悉数放在自行车上。

父亲递过大棉手套，我推车，父亲跟在后面。穿过葫芦河冰面，沿着小路蜿蜒上山。大雪飘飘，银色光亮照得路面亮得刺眼。我们爷儿俩一低一高地走着，说着笑着。我从口边颈间冉冉升起的白气里依稀看见家门前那棵老柳树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我们远远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