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祐三年（1036），北宋文坛与学坛，迎来一次震撼朝野的破格之举。朝廷议修雅乐、考辨礼制，四下寻访精通古乐礼制之人。一众朝臣长于时文而疏于典制，范仲淹知晓执教苏州府学的胡瑗深谙礼乐源流，上疏极力举荐。朝廷特诏，令未有官身的胡瑗赴崇政殿御前对策，史称“白衣对崇政殿”。
 《宋史》载此盛事：“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一介无科名、无官阶、无家世倚仗的江海布衣，直入帝廷御前对策，参订国家礼乐大典。礼成授官，试秘书省校书郎，自此，胡瑗仕途肇启，一代师道之绪，徐徐拉开。
  纵观两宋三百年，科举乃入仕正途，荫补（凭借父辈功勋得官）为寻常路径。布衣处士能够直赴朝堂、御前对策授官者，实属寥寥。胡瑗此番殿前召对，不单是一己际遇的千载殊遇，亦是当世对民间实学、布衣真儒一次难得的破格礼遇。
 胡瑗（993—1059），字翼之，号安定先生，泰州如皋县（今南通如皋市）人。北宋学者、理学先驱、思想家和教育家。胡瑗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属文，通晓五经，与孙复、石介等人到泰山栖真观求学深造。曾七试不第，看淡科场浮荣，遂返泰州，兴办安定书院。
  宋初学风沿袭五代余弊，士子竞逐辞藻、空谈义理，学不施于世、儒不益于民。胡瑗栖身江海一隅，力矫风气之偏，开实学之先。其后执教湖州，创设经义、治事二斋，别开宋儒全新治学格局。经义斋以固本心性、穷究六经道统；治事斋以通达世务，涵括水利、农田、兵防、算数、民政诸般实用之学。《宋元学案》概括其教法：“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这种明体达用、体用合一的教育理念，一扫百年虚浮，重塑两宋三百年士风学制。
 胡瑗一生际遇转折、步步进阶、名登庙堂、道传万世，得益于范仲淹数十年如一日的笃信、赏识与层层举荐。
  景祐二年（1035），范仲淹知苏州，首创郡学，锐意革新教化，深器布衣胡瑗，特聘执掌苏州州学，全权订立学规、主持教务。为彰其师道、信其所学，范仲淹更遣长子范纯祐执经受业，从其问学，以兴学育才之重任相托，足见范公早已洞察，胡瑗身怀务实济世真才。次年，范仲淹再度上疏力荐，促成胡瑗御前召对，由此开启仕途起点。
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经略西陲陕西，戎马边地，辟胡瑗入丹州幕府参议军务民生。正是西北幕中论政，让范仲淹更深见胡瑗熟稔农事、深谙垦田安民、水土利弊的实务才干，确认其绝非坐而论道的儒生，而是胸藏治世方略的真儒。
庆历四年（1044），新政大兴、天下改制，范仲淹上《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文中盛赞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教人孝弟礼法，闾里叹伏。”力荐其入主太学、师表天下，终令苏湖教法成为大宋国立学制，风行四海、泽被万民。一介江海布衣，由此踏上人生名望的顶峰。
  受范仲淹同文举荐的李觏，有一段关联通州江海之地的史实颇耐品读：嘉祐三年，李觏被授通州海门主簿、太学说书。但其始终留居太学，终身不曾前往海门就任，故此段经历，不见于本地旧志记载。
 世间怀才之士何止千百，满腹实学、心存济世者不在少数，为何千载机遇偏偏落于胡瑗一身？究其根本，贵在此生得此厚遇。二人相知的缘起，便要追溯到范仲淹任职西溪盐仓、主持修筑捍海长堤的岁月。
  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莅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越两年，滕子京亦赴泰州供职，创设文会堂，招集贤才。乡居如皋的胡瑗，得以与二公相聚雅集，朝夕论道，意气相投，一段贯穿半生的交谊自此肇始。
 天圣初年（1023年）起，滨海海潮连年漫溢，田庐漂没、民生凋敝，范仲淹于是倡议兴筑捍海堰，也就是后世所称范公堤，堤线绵延，横贯今日南通北部地界。彼时范仲淹尚在宦途早年，西溪盐仓一任，修筑捍海堰是他早期最为关键的治民政绩，这项工程安定滨海生民，也使其济世之才初显于世。
  以鄙者有限所见，尚未在两宋正史、碑志与地方史志之中，寻获胡瑗直接参与捍海堰工程的明文记录。不过宋元诸多文献，足以佐证，胡瑗素来留心水利农事：《宋史》载其立治事斋之旨，倡“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治民以安其生”；元张光祖《言行龟鉴》汇录北宋旧闻，称胡瑗于湖州设治事斋，令生徒人专治一事、兼习他务，水利、治民皆为讲习之目。南宋朱熹、吕祖谦编《近思录》载：“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足见水利之学，贯穿其治学始终。
范仲淹筹划筑堤之际，必问计滨海乡贤。以此推想，文会堂雅集之余，二人相与深论，辨析潮势走向、堤线布设、滩涂垦殖诸端，胡瑗以乡土阅历与实学思考，屡有所陈。
这段交往不见载于史册，盖因彼时胡瑗尚是未登仕途的布衣处士，乡贤聚议、帷中私论，素来难入官修典籍。百里捍海长堤，庇护江海万民，亦汇聚一方儒者的智识。这场藏在捍海堰史迹之中的雅集论道，便是范公识得胡瑗的缘起。后人皆知长堤护民，却少知长堤之畔，埋下一段跨越半生的知遇渊源。
  人生际遇之妙，往往藏于早年萍水相逢的一瞬。一场江海之聚，看似只是年少闲叙、乡贤清谈，却悄悄埋下数十年文脉流转、名传千古的深远伏笔。
 庆历年间，滕子京出守湖州，追慕当年海陵崇文之风，效仿范仲淹重教礼贤之举，力延胡瑗执掌湖州州学。胡瑗入主湖学，光大经义、治事分斋之法，苏湖教法自此声名大振，蔚为东南文教之盛，终成大宋官学范式，传为千秋学林佳话。
  世事迁延，余韵不绝。庆历六年（1046）秋，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已历两载。他主持重修的岳阳楼终于落成，于是遥寄书信于邓州的范仲淹，恳请撰文以记盛景。彼时范仲淹未履洞庭，未尝亲见岳阳山水，却凭一纸书信、半生襟怀，落笔成文，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这穿透千年的忧乐情怀，并非凭空而起。其初心、其底色、其济世安民的本源，皆可回溯至青年范仲淹守西溪、筑长堤、亲历潮患、体恤民艰的江海岁月，皆源于当年三贤聚首、共论民生、笃行实学的滨海初心。
 胡瑗以布衣起家，无科场显贵之途，凭实学立身、凭德行服世、凭育才立功，终成两宋儒宗、千年师表。其身后哀荣，更足证其当世分量、历代地位。
  胡瑗终老之后，北宋两大文坛巨擘，双双为其撰文纪行。欧阳修亲作《胡先生墓表》，定论一代师道；蔡襄亲笔撰写《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镌刻幽堂，备述其一生德行、治学功业与立身大节。
 有宋一代，能得欧阳公文表、蔡忠惠公志铭双重顶级盖棺之誉者，士林寥寥。欧阳修于墓表有言：“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 又称其教法推行湖州，“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一句师道之立，与胡瑗紧密相连，道破史实：宋代制度化的实学教育、体用合一的师道正统，自胡瑗正式大开风气。蔡襄墓志则详述其辗转丹州、湖州、太学之间，凡所莅止，必以民生实务、礼乐教化为先，印证胡瑗毕生经世之志向。
  纵观南通文教脉络，古今两贤，遥相呼应：千年胡瑗，首明体用之学，开宋世实学教育之先；百年张謇，兴实业、广学堂，启近代江海新风。一古一今，相隔八百余载，而经世务实、教化生民的追求一脉相承。
 一介如皋布衣，生长滨海滩涂，因西溪一段际遇，与范、滕二公相交。潮患生民的切身见闻，沉淀于心，终凝成明体达用、务求实功的治学根脉。世人熟诵范公千古名篇，却鲜少留意这场藏在捍海堰史迹之中的相逢。
  千载回望，海潮依旧奔涌，古堤遗存零落原野，往事并未湮没。当年范公筹划捍海堰之际，得以识遇江海处士胡瑗。世人借长堤感念范公济世之功，我正是因这段长堤往事，读懂安定先生的平生志向，此即《或因长堤识胡公》之所寄。江海浩渺，一脉儒者薪火悠悠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