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郊啬园，青松环匝。一尊张謇铜像静立墓后，面朝浩渺长江，手中书卷一如当年。往来游人常驻足瞻望，感念先贤实业兴邦、教化一方的伟业，却少有人知晓，铜像从倡议筹造、勘址规划、募资冶铸，到最终落成，前后迁延数载。近百年来，它历经国土沦陷、兵匪滋扰、时代动荡，遭损毁后再度复原重生。散落在旧报与馆藏手札里的铜像往事，铺展出一条起伏流转的通城历史脉络。

三址规划，铸像初议遵遗训
  铸造张謇铜像的构想，并非始于先生离世之后，而是在民国元年便已萌生。
 据市档案馆馆藏的张孝若手札，1928年6月曾述及“先君六十、七十生日，地方友好由易园兄等发起，即有铜像之议”。即早在1912年，江谦等人便率先倡议为张謇立像。及至1922年张謇七秩寿辰来临之际，地方“自治、商农、教育等会，为尊敬耆老计，拟申庆祝，特各派代表筹备一切，前议建之纪念塔，刻已勘地兴工”。同时又有“江苏公民韩紫石等，以张绅啬庵办理地方自治事业，热心毅力，成绩昭然，爰发起醵金，为张氏建立铜像，以志宏猷，业就宁垣雇工铸造，勘定本县江山门前为立像地点，闻寿期前尚难竣工云”。第二次铸像动议由韩紫石等苏省名人发起，并选址于南门即江山门外闹市，借往来人流彰显张謇功绩。
然张謇本人对立像一事早有定见，听闻寿辰铸像提议，始终极力劝阻，并就造像之事留下遗训。对此，张孝若在手札中有完整转述：“（先君）云此事须身后为之，曾告家母及仆云，若将来有人纪念吾，造像即建于墓盖上，毋忘。”故1922年发起者虽已雇匠在南京开工，但终因张謇“闻而力阻”被取消。
1926年8月张謇辞世，南通各界重启铸像规划，拟定三处选址，且各有深意。其一为早年议定的南门外，称“其建设地点，以江山门外花坛中为适宜”，地处城厢要道，便于全城百姓日常瞻仰。其二为黄泥山片区。1926年10月，得知“黄泥顶有十余丈之地”的张孝若连赞“大佳大佳”，并“亲往规视”，随后在《通海新报》公布其完整规划的啬园、啬馆营建方案：“拟将西林（按：即黄马二山）改称啬园，而黄泥山处楼西建立啬馆，父之铜像即立山前绿荫之中”，同时规划啬馆陈列先生字画、古玩、日用器皿等，形成集园林、铜像、遗物馆于一体的纪念空间。时有报载：“狼、马、剑、军、黄五山，侧面频长江，为通邑风景最佳之处，故众拟于其间建一大园，定名为‘啬公园’，以吸江山之秀。并于黄泥山之危峰，高建铜像一座，以资瞻仰。”借江天胜景，衬先贤风骨。其三便是张謇遗嘱指定的墓园地块，也就是如今铜像安立之处。
为敲定选址，打造高水准园景，张孝若还延请专业人士实地勘测，优化方案。1926年12月15日，上海霞飞路法国工部局园景工程师竺叔磨应邀“偕同前农大教授华成、职员韩以举君，自沪来通，当由孙支夏君陪诣袁保耳圩啬公墓上视察……定竖立铜像地点。又赴黄泥山，观察地形，商建啬园，决于山腰筑啬公遗物馆，而立白石像于山巅”。从文中可见，此时的方案已改黄泥山铜像为“白石像”。
多重方案铺陈完毕，似乎不久便可铸像落成。未料“国民革命军抵通，局势变更，纷扰中遂延宕”，对于地方人士“毫无永久纪念之表示”，张孝若亦坦言：“众友并非寡义薄情，实以时局未安，未暇及此。”结果，江山门、黄泥山两处造像计划被迫永久搁置，众人最终遵从张謇遗愿，将铸像事宜聚焦于啬公墓园。

四载筹措，历经波折终落成
自1926年议定铸像，至1930年铜像正式安立墓后，前后四载，募资、塑模、冶铜、基座营建诸事，可谓困难重重、好事多磨。造像之初，1926年11月的北京《益世报》曾有报道：“南通张季直逝世后，举国惋惜，南通公民身沾德泽者，更为景慕不置，近既集资设立公园，以垂永远。其哲嗣孝若更欲于陵墓及公园内竖立大理石及铜像两尊，昨特派许振向吕班路三十二号雕刻师李金发处接洽，李以中国雕刻事业，正须提倡，特将两像酌减为一万元，闻已得两方同意，日内即可订约。”李金发（1900—1976），广东梅县人，1921年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雕塑入选巴黎春季展览会，成为第一位入选巴黎美展的中国人。1925年回国，任上海美专雕刻教授，为民国著名雕塑家。
待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时局渐趋安定后，搁置已久的造像规划方才再度提上日程。但原先的三处塑像方案，仅保留啬公墓铜像一项，即便如此，各界募捐资金依旧筹措维艰。
1928年6月，因为张謇铸造铜像、墓园植树事宜，张孝若对吴寄尘“承允厚助”心怀感念，同时坦陈当下困境：“惟于铜像一项，仆私人自为，殊觉不妥，故仍待地方实业人士，及先君门下诸君，分任建像，以永纪念。现在通友好，已印公启分布，另件寄上，即祈转至与先君有恩义情感而意欲纪念之人，款不在多，要在示意。仆惟恐现时世风浇薄，好议论人多，故为兄等先言，拳拳之忱，幸乞鉴照。”
早日铸立铜像，始终是张孝若萦绕心头的大事。但为贴合张謇遗愿，张孝若不便独自包揽造像全部资费，因此恳请吴寄尘出面，联络曾受张謇恩惠的故旧同仁共同襄助，以众人之力寄托缅怀追思之情。
筹款一事终有转机，但经费问题依旧存在。1929年6月，铜像“第二期款二千两亟须汇缴”，因迟迟无法到位，情急之下，张孝若再度致函吴寄尘：“乞即电促汇交沪大达会计转付像款。”
铜像交由飞纳洋行冶铸，该行专事美术塑像，业内评价甚高。据中华书局1935年版《上海游览指南》，“营石膏像”的意大利飞纳洋行为上海三家“营业书画、塑像、雕刻”者之一，书中对其作品有评语“丝毫毕肖”。
为保证质量与进度，张孝若指派许振（泽初）对接沪上事宜，许则遣其外甥作为代表专门“在沪办理像事”。从张孝若1929年6月在信中所说“定像到沪，近半年屡经修改，渐觉神似”可知，塑像泥模经反复打磨，直至形神兼备方定稿。
配套基座同样必须精工打造。1929年12月14日，张孝若致函姚汉如：座下石级“须在通预备”。除嘱其购买，15日又交代“因家母来言，看风水先生有像顶最好勿出墓阙（门）之说也”。姚汉如遵嘱赴苏州采购十二块金山细蔴石。为保证制作精细，连磨工也来自上海。19日夜，上海铜像工人抵通，并在次日与石工匠同赴啬公墓。虽经几番调整，“石级已减去一层，无可再减高度”，最终张孝若无奈感慨：“像高出墓门，亦无法矣。”
1930年2月，铜像在上海冶铸完成，《时事新报》刊发通讯：“张绅季直作古后，其门弟子及戚友，以啬老创办地方各种事业，功绩甚著，爰特醵资铸造啬老铜像，俾示景仰，藉垂不朽。刻悉铜像业已竣工，由沪装运到通，嗣经啬老公子孝若勘定，树立啬公墓旁”，并于同年4月安设于墓园绿荫之间。旧报记载：“公之铜像，屹立墓后，高约六华尺，昂然雄视，英伟卓绝，手执书卷，似示其生平所好。”基座像赞由张謇门生、《通海新报》主编刘伟（字伯英，张謇逝后哀启及1932年张謇80冥诞县长祭文、1936年《张公故里祠堂记》均为其手笔）撰文，开篇细写铸像初衷：“维张公既葬，越二岁己巳，三年丧毕。门生掾吏故旧，登丘陇而伤逝，感松柏之渐拱，悼德辉其永閟，念后生将安放？怆怀追慕，思昭不朽……乃相与醵资，饬工冶吉金，范德像，以遗其孤树诸灵域，俾清标耀乎百世，来哲仰乎无穷。”该像赞后被张孝若选录于其初版《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0年9月），与铜像互为见证江海百姓的景仰之心。

百年沧桑，几番离乱存风骨
铜像落成后，迅速成为南通标志性人文胜迹，海内外名流途经本地，必赴园瞻谒凭吊。即便战火、匪祸接踵而至，铜像始终屹立不倒，成为乱世之中稳定的精神符号。
1932年，张蓬舟（后成为著名战地记者、文史家）到访啬公墓，在许振陪同下瞻仰铜像，记载园中景致：“从前经过啬公识拔的同人，大家都聚精会神来经营这个啬公墓……许振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园中花草装饰全是出于他的意思，据说铜像四周的花是四季开不断的。”1934年，顾时辅瞻仰铜像后赋诗“手中一卷楣机史（像手书一册），独立精神岿万山。授与参耕论孝传，余教点咏动江关”，称颂张謇兴农垦、办教育、振文风的毕生功业。1935年4月21日，宋子文夫人、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兼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张乐怡一行七人自沪乘文星舰抵通，“迳驶陆洪闸啬公墓游览。在张啬公铜像前，合摄一影，瞻望遗像，各操英语谈话，均系致景仰之词”。次年6月，全国经委会棉业统制会与上海银行界二十余人参观南通实业、教育机构之余，“並游览啬公墓，瞻谒啬公铜像”，足见这尊铜像在全国实业、文教领域的特殊象征意义。
1938年南通沦陷，众人担忧具有鲜明民族实业印记的张謇铜像遭日军损毁，结局却出人意料。民国旧报载“日寇在通登陆，一般人犹虑及张墓恐遭焚如，结果日寇不特未加损坏，且以礼祭之”。日军推行怀柔笼络策略，借尊崇张謇收拢民心，除将其称作“江北开拓之父”，还印制南通风光“军事邮便”明信片，其中之一为濠南别业影像，并注有“南通・江北的伟人张謇城南别庄”。1939年张謇逝世十三周年，祭日当天，日伪军政首脑及各界代表、军警、学生前往奠祭，说什么“张謇先生力倡东亚主义，实行中日携手”，刻意曲解张謇理念，鼓吹“中日亲善”“奠定东亚永久和平，共御白色人种之侵略”。侵略宣传固然扭曲先贤初心，却在客观上保全铜像免于兵燹。
抗战胜利后，啬公墓遭逢祸事。1946年7月18日午夜，十余名武装人员闯入墓园，用铁锤、铁钻开挖张謇墓约三小时未果，转而“用大麻绳索扣住啬公铜像，意想拉倒，幸该铜像装置异常巩固，未能损毁”。历经沦陷、匪祸两轮冲击，铜像始终巍然挺立，时人皆言其如啬公本人，风骨坚不可摧。
除却啬公墓后铜像，大生纺织公司于1948年建厂五十周年来临之际又另铸一尊张謇铜像，作为实业源头永久纪念。为崇敬先贤，永留纪念，由吴厂长蓂阶等发起恭铸铜像，“铜像模型及冶铸工程，特聘请沪上技师，经数月时间”，于当年9月完成。12月19日举办建厂庆典，数千人“至人事科内员工俱乐部前，举行创办人张啬公铜像揭幕典礼”，并读颂词、唱厂歌，以实业人的方式致敬张謇。一城双像并存，分别承载民间贤士与实业后辈对张謇的双重缅怀。
令人惋惜的是，1966年8月，张謇墓像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暴中一同被毁。旧报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南通第一棉纺织厂和南通第二棉纺织厂的革命职工和郊区红旗公社的社员，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彻底摧毁了盘踞在南郊公园里的大封建官僚、大垄断资本家、大地主、大恶霸张謇的臭铜像。” 铜像推倒熔毁，墓园破坏殆尽，张謇迭遭批判，存续数十年的纪念符号就此断裂。
随着历史评价回归客观公允，张謇救国图强、造福桑梓的功绩重新被正视。继复葬张氏父子后，南通市政府又于1984年在原址复立铜像，基本还原一手持卷、远眺江天的经典造型，复刻之作完整留存原作精神气韵，契合当年报载“昂然雄视，英伟卓绝”的记述。
今日啬园，松柏常青，江风穿林而过。复立铜像面朝奔流不息的长江，目光俯瞰全城日新月异的风貌：身后是张謇亲手奠基的近代教育文脉，周边新城、高校、科创园区连片崛起，处处印证其实业兴邦、启智富民的毕生理想。铜影无言，江潮不息。驻足像前，望见的不只是先贤张謇挺拔伟岸的身影，更是南通一脉相承、铭记功业的城市精神底色。